和平是軍人的勛章，“和平病”卻是一支軍隊的慢性毒瘤。它像溫水煮青蛙一樣麻痹著軍人的神經，能使一支曾經摧枯拉朽的軍隊變得武備廢弛，能讓一柄寒光四射的利劍變得銹跡斑斑。

“三軍以戒為固，以怠為敗。”相對和平的環境，對世界上任何一支軍隊都是一種嚴峻的考驗。清朝八旗兵，也曾驍勇善戰、所向披靡，“攻則爭先，戰則奮勇，威如雷霆，勢如風發”。然而，在長期的歌舞升平中，軍中將領刀劍入庫，耽于安樂，“飽食終日、彈箏擊筑、衣銳策肥”，把練習騎射征戰之事置于腦后。乾隆皇帝最后一次南巡至杭州，觀看軍隊騎射表演，結果是“射箭，箭虛發；馳馬，人墮地”。乾隆不勝感嘆：“升平日久，八旗子弟如鷹居籠，日飽肉，不能奮擊。”

和平積習不除，備戰打仗無望。思想的馬放南山，有時比現實中的刀槍入庫更可怕。然而，不可否認，時至今日，仍有個別指揮員習慣于當“和平官”、帶“和平兵”，心思不在戰場，工作不在狀態；有的整天為事務主義、文牘主義所累，把心思和精力用在表面文章和文山會海上；還有的危不施訓、險不練兵，嘴里喊的是“首戰用我，用我必勝”，心里想的卻是“仗打不起來、打起來也輪不上我”。

蘇聯衛國戰爭時期的作戰部部長什捷緬科大將說過一句話：“戰爭到來，首先要淘汰一批和平時期的將軍。”各級指揮員應下決心對和平積習來一次大起底、大掃除，堅決杜絕一切游離于戰斗力標準之外的虛耗，堅決清理對作戰體系沒有貢獻率的累贅，堅決壓減建設項目中的非軍事功能，堅決擠掉練兵備戰中走過場的水分，堅決拋掉影響備戰打仗能力的包袱，切實把戰斗力標準在部隊立起來、落下去。

存亡之道，命在于將。面對國家安全環境的深刻變化，面對強國強軍的時代要求，領導干部能不能指揮打仗、決勝疆場，關鍵在于是不是有效解決習主席多次點到的“兩個差距很大”“兩個能力不夠”“五個不會”等問題。各級指揮員應自覺來一場大學習，集中精力研究軍事、研究戰爭、研究打仗，提高戰略素養、聯合素養、指揮素養、科技素養，帶頭在重大軍事斗爭實踐和軍事演訓活動中磨礪自己，把本領練過硬。要用世界的眼光、對手的眼光、未來的眼光審視自己，真正站在軍事前沿、技術前沿，不斷突破自我、超越自我，在思維理念和能力素質上來一場自我革命，在否定之否定中實現鳳凰涅槃。要常思國家安全威脅之患、常懷打仗準備不足之憂、常想肩負統兵責任之重，真正擔當起黨和人民賦予的新時代使命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