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云南省有關部門下發了《關于規范農村操辦婚喪喜慶事宜的通知》，對農村婚喪宴請的菜品、人數、價格以及處罰措施做了九方面的規定。（3月22日《新京報》）

不可否認，當前在不少農村地區，仍存在大操大辦婚喪喜事現象，既造成了巨大的浪費，加劇了自身與他人的經濟負擔，更助推了盲目攀比的氛圍，導致不良風氣形成惡性循環。據媒體報道，一些地方甚至還出現了因婚因喪積貧返貧現象。在此背景下，關注農村婚喪宴請，開展移風易俗工作，無疑具有十足的現實必要性。

但是，大操大辦婚喪事宜，即便有著種種弊病，依舊并不違反法律。因為，無論鋪張浪費還是盲目攀比，村民花的終究是自己的錢。而即便站在人情難卻的角度，指責婚喪操辦者“綁架”他人口袋，但嚴格地說，隨禮者仍是自愿的——他們本可以拒絕參與。在這里，不存在權利意義上的強制與傷害。也正因此，對于農村大操大辦婚喪嫁娶之風，政府無權強制干預，只能進行倡議。這也是為什么，不少地方所出臺的相關文件，都是以“指導意見”的形式出現。

審視云南省的這份《通知》，相關部門已經逾越了權力的邊界。《通知》中規定，婚事提前10天申報，喪事事后10天內補報，“村民向所在村委會申報備案，經批準后方可辦理”。此外，《通知》不光對婚喪宴請的菜品、人數、價格作出了規定，還設置了配套的處罰措施。毫無疑問，這份《通知》是具有強制性的。公權力之手，伸到了它不該出現的領域。

媒體報道披露，相關部門之所以采取硬性規定，主要是因為，此前實行的“村規民約”效力有限，“具體實施的時候困難多，要避免貧困群眾迫于人情世故大操大辦而積貧返貧，影響脫貧攻堅進程和成效。”必須承認，比起軟性的“村規民約”，強硬的《通知》必然十分管用。但是，它就像鴉片一般，雖能迅速止疼，危害也十分巨大。畢竟，一旦依法行政的紅線可以被隨時跨越，權力這頭野獸便身處“牢籠”之外了。所有的“為你好”，最終都可以衍生出更為慘重的傷害。今天，限制的是村民的宴請消費，明天會不會幫村民管錢？這不是天方夜譚。2013年，在江蘇贛榆縣，當地有關部門為了不讓村民“坐吃山空”，將本該發放的征地補償款和安置費截留，采取每年每畝1000元的形式發放給村民。

回過頭來看，“村規民約”效力不足，未必是真的水土不適。無論在物質層面，還是精神維度，人的行為都受著利益的驅使。那么，繞不過去的追問便是：“村規民約”若對村民有好處，他們怎么會拒絕遵循？問題到底出在哪？相關部門不妨多下一番踏實調研的苦功，少一些動輒祭出權力管制的怠惰。眼下的《通知》，還是早些撤掉為好。在村民婚喪宴請事宜上，權力部門不能“亂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