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后，東北三省很快淪陷于日軍的鐵蹄之下。鄒韜奮先生痛感日本發動侵略之蓄謀已久、國民黨政府缺乏準備之敷衍塞責，撰文呼吁：“我們目前固切齒痛恨暴日在東北之橫行，但他們處心積慮侵略東北，在實際上做準備工夫者近三十年，我們在此三十年中曾經有何自救的準備？到了強盜升堂入室，白刃加頭，始紛紛有義勇隊敢死隊征兵制等等的呼聲，可見平日對外侮并無絲毫的準備。”歷史留給我們深刻的昭示：居安思危危自小，有備無患患可除。

作為一個生于憂患、成長于憂患、壯大于憂患的政黨，我們黨始終牢記“有備無患、居安思危”的歷史警示，努力跳出“歷史周期率”，把憂患裝在心里，把重擔扛在肩上，以不變的初心、不懈的努力，向時代和人民交出一份優異答卷。

從時間緯度看，我國正處于一個大有可為的歷史機遇期；從發展進程看，我國正處于由大向強發展的關鍵階段。實現這“關鍵一躍”，不是閑庭信步、水到渠成，而是風險系數很高的“歷史跨越”。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前進道路不可能一帆風順，越是取得成績的時候，越是要有如履薄冰的謹慎，越是要有居安思危的憂患，絕不能犯戰略性、顛覆性錯誤”。

何謂“戰略性、顛覆性錯誤”？顯然不是小事小節，而是重大風險；不是杯水風波，而是滔天巨浪；不是戰斗失利，而是戰略失誤。一旦準備不足、應對不當，必然會損害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破壞改革發展穩定大局，甚至會打斷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進程。木桶原理告訴我們，木桶有短板就裝不滿水，但木桶底板有洞就裝不了水。我們黨之所以把防范化解重大風險作為打好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期的三大攻堅戰之首，就是在補齊短板的同時，更加注重加固底板。

《淮南子》中說：“良醫者，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圣人者，常治無患之患，故無患也”。安與危、治與亂、機遇與挑戰等，都是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相互轉化的矛盾對立面。如果我們能夠未雨綢繆，“從最壞處準備、向最好處努力”，就能知危圖強、化危為機；如果平時疏于防范，“臨難而遽鑄兵，臨噎而遽掘井”，就必然會付出慘痛的代價。安史之亂讓開元盛世黯然落幕，大唐王朝也由此走向衰落；鴉片戰爭剝去了大清帝國的油彩，讓中華民族陷入亡國滅種的漫漫長夜。正所謂，“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

盡管風險和挑戰經常不按套路出牌，但重大風險就像一只碩大的“灰犀牛”，絕非小問題，且早有預兆，為什么人們直到“灰犀牛”變成“瘋犀牛”撞過來時才恍然大悟？原因在于，有的心存“溫水煮青蛙”式的麻痹，有的囿于“矮子看戲何曾見”的短視，有的出于“天塌下來有高個子頂著”的漠然，還有的存在“聽慣梨園歌管聲”的和平積習。

馬克思早就斷言：“在人類歷史上存在著和古生物學中一樣的情形。由于某種判斷的盲目，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會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來，到了一定的時候，人們就驚奇地發現，從前沒有看到的東西現在到處都露出自己的痕跡。”看不到承平下的危機是最大的危機，看不到發展中的風險是最大的風險。我們應正視繁榮背后的“不測之憂”，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動仗，“準備想各種辦法對付之”，努力消禍于未萌、治亂于未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