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現代化經濟體系的主線 

□民建中央常務副主席 辜勝阻

前不久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我國經濟發展也進入了新時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如果說高速度增長更多依賴需求拉動，那么高質量發展則更多靠供給推動。2018年的經濟工作思路不僅聚焦于發展規模，更注重發展質量；不僅著力于需求側的總量收放，更注重供給側的結構優化。十九大報告提出第二個百年的最終奮斗目標是建設現代化強國，現代化強國建設的基石是現代化經濟體系，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被擺在了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首位。報告明確指出必須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我國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必然要求，是創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報告首次提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既是黨中央對過去發展歷程的科學總結，也是統籌考慮國內、國際發展大勢作出的重大判斷，是對中國經濟所處發展階段的新認知、新判斷和新戰略，旨在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加速各類現代化要素的投入和積累，全面釋放改革紅利，激發全社會創造力和發展活力，不斷增強我國經濟創新力和競爭力，努力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至關重要，其有利于解決經濟系統供給和需求結構性錯位、優化調整資源配置方式、培育經濟增長新動力、破解體制機制障礙等，為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強本固基。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現代化經濟體系的主線。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明晰其內涵和關鍵任務。正確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把握好“供給側”“結構性”和“改革”三大關鍵詞，明確“創新驅動供給側”“優化供給結構”以及“改革引領制度供給”三大任務。第一，創新驅動供給側意味著動力轉換。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戰略支撐，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必須要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第二，優化經濟結構，就是要化解當前經濟的重大結構性失衡，打出“破”“立”“降”的政策“組合拳”。“破”“立”“降”可以說是2018年我國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三字經”，“破”和“降”是供給側結構調整的“減法”，“立”則是“加法”。第三，改革引領制度供給，關鍵是要激發企業家、科技人才與廣大干部三大關鍵少數群體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例如，30多年前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就是典型的供給側制度創新。通過改革引領，形成新的制度供給，在勞動力、土地和資本等生產要素投入不變的情況下，使農業生產效率和資源配資效率大大提高，進而帶來了糧食產量井噴式的增長，使民眾告別了“票證經濟”。新時代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依然需要堅持從創新驅動供給側、優化供給結構以及改革引領制度供給三個層面入手。

具體來說，要采取以下五大舉措。

堅持創新驅動供給側，推動發展動力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提高供給體系的質量與效率。供給側結構改革的關鍵在于提質增效，創新是提升質量和效率的根本動力。我國在2010年就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制造業第一大國，但是供給端仍存在大量低端生產、低劣產品、低效供給等問題，供需結構性失衡矛盾突出。必須把提高供給質量作為供給側改革的主攻方向，推進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中國速度向中國質量轉變，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轉變。中國創造根植于中國創新，中國質量依賴于中國創新，制造強國也來源于中國創新。顯然，創新是實現以上三大轉變的核心和關鍵，而只有實現三大轉變，才能最終實現高質量的經濟發展。智能手機行業是我國創新驅動供給側改革的成功案例，其中華為是科技創新的“領跑者”。華為之所以能成為中國“第一智能手機廠商”，主要得益于其堅持自主創新，據統計，華為堅持每年至少將銷售收入的10%投入研發，近十年累計投入的研發費用超過3130億元。

以“破”“立”“降”為重點，推進經濟結構優化，促進供需動態平衡。十八大以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效顯著，但我國供給體系結構調整仍有較大空間，部分領域特別是要素市場的結構性問題依然突出。201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放在了8項重點工作之首，并明確提出把要素市場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戰場，重點在“破”“立”“降”上下功夫。“破”“立”“降”是“三去一降一補”的深化和延伸，意味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入新階段，維度更廣、層次更深、空間更大、針對性更強。“破”，是指要大力破除無效供給，把處置“僵尸企業”作為重要抓手，推動化解過剩產能；“立”，是指要大力培育新動能，強調科技創新，推動傳統產業優化升級，培育一批具有創新能力的排頭兵企業；“降”，是指要大力降低實體經濟的成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繼續清理涉企收費，加大對亂收費的查處和整治力度，降低用能、物流成本。

激發企業家精神，保護企業家的創新權益、財產權和經營權，讓“有恒產者有恒心”。企業家是供給側最重要的市場主體, 企業家精神是供給經濟學及其政策主張的靈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激發市場蘊藏的活力。市場活力來自于人，特別是來自于企業家，來自于企業家精神。”近40年的改革經驗表明，我們之所以能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改革開放激活了人的創造力、激發了企業家精神。近年來，我國“放管服”等多項改革不斷深化，營造了良好的市場和制度環境，激發出了經濟內生動力和市場主體活力。但仍需要進一步營造企業家健康成長環境，弘揚優秀企業家精神，更好發揮企業家作用。產權制度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核心，是激發企業家努力經營的基本保障。要建立健全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加快推進產權保護走向制度化法治化，依法平等保護企業家的合法權益，讓企業家有“安全感”和“方向感”。

培養造就一大批具有國際水平的不同類型的創新人才，構建激勵機制，營造“實業能致富，創新致大富”的環境，鼓勵科技人員在創業創新中發揮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十九大報告指出，人才是實現民族振興、贏得國際競爭主動的戰略資源。李克強總理在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上強調，科技創新最重要的因素是人，必須健全創新激勵機制，真正讓有貢獻的科技人員名利雙收。要把人才作為實現高質量發展的第一資源，堅持“用好現有人才、引進急需人才、培養后備人才、儲備未來人才”的原則，加強高層次創新人才隊伍建設。鼓勵科研人員將科技成果通過自主創業、聯合創業、技術轉移和交易等方式轉化為實際生產力，從而建起“雙創”與實體經濟良性互動的“橋梁”。湖北省 “科技十條”激發了科研人員轉化成果的積極性。“西南交大九條”是激發科技人員創新活力的“小崗村試驗”。上世紀上海“星期天工程師”不僅充分利用自身技能“創收”“創富”，還有效解決了蘇州鄉鎮企業技術創新人才匱乏的問題。

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激發政府官員的擔當精神和敬業精神。政府官員是推進改革、強化制度供給的重要主體，如果官員沒有積極性，改革很難落地。構建新型政商關系，要把握好“親”“清”二字，既要避免“勾肩搭背”“權錢交易”的“不清”問題，也要重視“談商色變”“躲商”“冷商”的“不親”傾向。要在合法合規的范圍內，激發官員的改革熱情，厘清邊界，重構清廉正派意識，讓官商不再“無畏”；靠前服務，重構平等服務精神，讓官員不再“無為”；建立健全容錯機制，堅持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三個區分開來”，為改革擔當者撐腰鼓勁，讓官員“積極作為”“主動作為”“大膽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