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輿論場上人們為這家人的不幸遭遇扼腕嘆息時，我們可以討論一下，一個原本應該有溫馨生活的家庭，為何出現如此激烈的矛盾？這樣的家庭悲劇真的是不可避免的嗎？

袁某是一個典型的“留守兒童”。自打2004年出生起，他的父母親就到福州的制鞋廠打工了。13年的光陰，袁某基本上是爺爺奶奶帶大的，在他人格養成的關鍵時期，他的生活其實是一種放養的“野生”狀態。

即便在這樣的隔代撫養過程中，袁某的童年，其實也還算是正常的。據報道，他從小就幫著爺爺奶奶挑水、喂雞，有時候也干點農活。在9歲那年，還因為表現突出被評為“優秀班干部”，獎狀現在還貼在墻上。如果沒有這一“意外”，一個可以預見的未來就是，他會慢慢長大，或許有機會讀更多的書；或許也會步爸爸媽媽的后塵，去南方打工。

當下城市里流水線上很多“新生代農民工”，大體上都是循著這樣一個生命軌跡，一步一步走過來。等他們有了愛情，結婚生子，還會把孩子送回去——他們的父母親因為干不動了，就會葉落歸根。于是，留守的故事延續下來，而生活也在小小的喜悅或煩惱中繼續。然而，看似平靜的生命河流，總有不為人察覺的波濤；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因為經年累月的負面堆積，可能出現某種極端狀況。

像袁某弒母案，世人多關注其中極端的親人殺戮，卻看不到，類似的底層家庭沖突，其實早已是家常便飯。即便有人注意到父母經常打罵孩子，并指出“棍棒之下”出不了孝子這一真理，但卻鮮有人洞察到這樣一個割裂成幾個部分的家庭，因為缺乏共同生活、日常互動，也就很難再有什么共同的理念，成為時代困局的受害者。

孩子不是生下來就會慢慢長大，即便能夠長大，也必然存在諸多性格缺陷。很多東西，并不是成績可以代替的，也不是寄一點錢、打幾分鐘電話就能完結的。一個孩子，怎么可能沒有長情的陪伴？又怎么可能“見面就是打”“不見面就是嚷”？

留守之痛，并非痛在缺吃少喝，也不是痛在父母的粗暴，而是痛在成長過程中親人的缺位、親情的缺失。如何讓孩子與父母生活在一起，而不是十幾年的暌隔；如何讓外來務工人員能夠把孩子帶在身邊，而不僅是搞些“結對子幫扶”，應該成為城市治理的中心議題。現代化之對于農村百姓，并非只有“勞動力”來源一個概念，也應該包括人的均衡、全面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