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針回拔九個月，今年2月28日下午3點到晚上10點之間，對北京市西城區某職業學院的兩名女生而言，猶如經歷一場噩夢。女同學朱某伙同另外4名女被告人在學校女生宿舍樓內，采取惡劣手段，無故毆打、辱罵了她們，并拍攝視頻，施虐情節令人發指。11月2日，5名犯罪時未滿18歲的被告人分別被判處一年以內的有期徒刑。

這起案子讓人聯想到另一起中國留學生虐待同學的案子。2015年3月，18歲的中國女留學生劉某被其他幾名中國學生凌虐長達7小時，包括扒光衣服拍照、用煙頭燙乳頭，用打火機燒頭發、強迫她趴在地上吃沙子、剃掉她的頭發逼她吃掉等等。后來，翟云瑤、楊雨涵、章鑫磊分別被判13年、10年和6年監禁。

兩起案子都有一個共同特點，起因之小而行為卻相當之惡劣。北京的這起案子僅僅是因為其中一名被告那天心情不爽，就無故拿別人泄憤。而發生在美國的那起案子，起因竟然是男女戀愛關系引發的爭風吃醋。起因與行為的嚴重不對稱說明，他們對自己的行為缺乏認識，對后果的嚴重性也缺乏認識。這也是校園欺凌案普遍存在的現象，司法從重判決是在糾正他們的錯誤認識，也是在引導規范社會行為，避免更多的未成年人從不痛不癢的處罰中讀到錯誤的信號。

校園欺凌案因為發生在未成年人之間，常常伴隨著嚴重的精神傷害，如果簡單地以肉體上受的傷害來量刑，是不夠的，也是不公平的。北京的這幾位女生給兩位同學最終造成的肉體傷害并不嚴重，司法鑒定的結果只是輕微傷，但精神傷害要重得多，其中一名被害人精神抑郁，直到現在仍無法正常生活學習。司法判決需要體現出這種傷害的嚴重性。

主審法官特別希望，受害人和施害人都能理解法律的良苦用心，明白一場公正的判決對于受害人開始新的生活，施害者吸取教訓的重要性。但案件審判以后，有記者注意到，其中有1位女生走出審判庭之后，哼著小曲就走了。這個細節至少從一個側面說明，判決在威懾作用上仍然有限。

幾位施害女生被判一年以內的有期徒刑，固然有未成年人的從輕因素，也有法律本身條文不夠清晰的因素。判決引用的尋釁滋事罪，定罪門檻雖然不高，但重判的空間很小。它的定罪內容也遠遠不能涵蓋被害者受到的傷害。在北京的這起案子中，朱某等限制被害者的人身自由長達7個小時，用拍攝視頻并傳播視頻的方式污辱了受害者的人格，一個尋釁滋事罪顯然不足以概括她們的惡，也不足以定她們的罪。

應該看到，發生在美國的那起案子之所以刑期較重，既有兩國法律制度不一樣的原因，也是因為綁架罪、侮辱罪等數罪并罰，如果不是因為有訴辯交易制度，甚至可能被罰無期徒刑。這種從重處罰的成功經驗值得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