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因素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重要性不可忽視

——第二屆“一帶一路背景下的宗教與中國周邊外交”學術研討會綜述

10月28日，第二屆“一帶一路背景下的宗教與中國周邊外交”學術研討會在上海復旦大學召開，專家學者圍繞“宗教與中國周邊安全的新態勢”“發揮宗教在周邊人文交流中的積極作用”“宗教、認同與國家治理”等議題進行了深入探討。

復旦大學中國與周邊國家關系中心主任石源華和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主任徐以驊在致辭中均指出，宗教因素在中國與周邊國家關系、“一帶一路”建設中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性。國內不同領域、不同學科的交流對話，有助于推進這一領域的研究，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堅實的學理和智力支持。

宗教與中國周邊安全的新態勢

蘭州大學中亞研究所所長楊恕在簡述中國周邊國家宗教情況的基礎上指出，對中國和“一帶一路”安全威脅最大的是宗教極端主義，主要涉及東南亞、南亞和中亞三個地區。他建議，我國的應對原則應當：一是不要將周邊國家的宗教問題特殊化和泛化。雖然周邊國家的宗教形勢較為復雜，但它們不是因為“一帶一路”的提出而產生，更不是直接針對“一帶一路”。二是盡量避免介入一國宗教爭端。整體來看，絕大部分宗教問題都是一國內政問題或國家間沖突問題。三是秉持“可合作安全”的理念。這有助于為我國在與誰合作、在什么問題合作等問題上提供思路，從而使我國在國際安全合作上更具針對性和目的性。

清華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副院長趙可金指出，從國家治理的角度看，宗教安全的核心是政治安全。在“一帶一路”建設的“五通”中，民心相通最基礎和持久，也最為困難，宗教問題則是民心相通的中心問題。中國的公共外交應致力于國際公共產品，為解決“一帶一路”民心相通和周邊國家宗教問題提供治本之策。

中國中東學會副會長、上海社科院上合組織研究中心主任潘光詳細梳理了當前在中國周邊的主要宗教極端組織，并指出極端組織正從中東等戰略地區回流，通過中哈、中吉、中塔、中阿、中巴邊界進入我國新疆，可能使當地“三股勢力”進一步加強。這些極端組織也可能對中國在中亞、南亞、東南亞地區的人員和重大項目進行暴力威脅，從而破壞“一帶一路”建設。他建議中國應當加強國際合作，遏制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禍水的沖擊；加強自身反恐機制建設，尤其是“反恐法”和“去極端主義條例”的教育普及；想方設法分化瓦解“三股勢力”的聯盟；建設性介入國際文明論壇，構建自己的文明問題話語權。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研究員方金英指出，“一帶一路”建設須穿越廣大伊斯蘭世界，面臨著安全風險、政治風險、經濟風險、法律風險和社會風險，在不同地區都有體現。她建議加強與伊斯蘭國家的民心相通研究，學會與當地社會打交道；開展“二軌”宗教公共外交，主動與伊斯蘭世界的宗教學者對話交流。

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研究員蔡翠紅以“伊斯蘭國”為例指出，網絡技術手段不僅為極端主義宣傳提供便利，還被用于募集資金、招募人員和制造恐怖氛圍，線上和線下實現了更深和更廣的結合。她建議從多方面結合加以應對。

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副教授涂怡超系統介紹和評估了當前美國推進國際宗教自由的機制、行動與成效。她指出，200年來，美國宗教組織長期在中國周邊、“一帶一路”沿線眾多國家進行傳教、救援和發展活動，美國政府近20年來不斷增進與中國周邊國家、“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宗教組織和各類社會組織的交流與合作。本世紀以來，周邊一些國家為達成與美改善關系、增進合作或合作制約鄰近大國，開始與美就宗教相關議題進行妥協，其未來動向及對華影響值得關注。

中共上海市委黨校鄒磊指出，隨著“伊斯蘭國”加速向東南亞和中國回流，中國與東盟加強反恐合作的共同意愿在提升，也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也面臨不少困難。他建議在構建多層次安全合作框架、加強跨國反恐合作能力建設等方面加以改進。

發揮宗教在周邊國家人文交流中的積極作用

國家宗教事務局《中國宗教》雜志社社長劉金光指出，東南亞是當今世界宗教分布種類最多、最復雜的地區，其呈現形態具有多變性、神秘性和混合性。宗教因素對東南亞區域發展的積極作用在于整合東南亞國家的意識形態；有助于維護地區國家主權、反對霸權主義；推進區域經濟合作與交流。與此同時，宗教因素對地區發展的阻礙作用體現為民族宗教矛盾上升對地區安全穩定造成消極影響；民族宗教分裂主義導致一些國家政局動蕩；民族宗教的多樣性易于造成談判進程中的分歧問題。基于大量的實務經驗和案例介紹，他建議應充分認識和把握東南亞國家在宗教方面的特點與發展趨勢，認清東南亞宗教在區域發展中的正反作用，以更有助于我國在這一地區的外交戰略實施。

上海社科院宗教所所長晏可佳以道教城隍廟為例，介紹了上海宗教界對外交往的現狀，分析了目前制約我國宗教“走出去”的若干問題。他建議，政府部門應加強宗教界對外交流的頂層設計，引導和提升宗教界外交主體意識。

云南省社科院宗教所所長蕭霽虹聚焦“崇圣論壇”和“南傳佛教高峰論壇”，分析了全球化背景下云南省與周邊國家開展宗教人文交流的成效與經驗。她建議，未來應進一步發揮佛教國際論壇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實現宗教與國家總體外交的良性互動；完善佛教文化對外交流與合作的機制建設，搭建高層次長效平臺；制定云南開展國際宗教文化交流的總體規劃等。

暨南大學中國基督教史研究中心主任陳才俊指出，因地緣關系，東南亞華人基督徒與中國基督教屆的官方、民間交往非常密切，對中國與東盟各國關系影響巨大。近年來，伴隨著東南亞華人基督徒社會地位漸趨提升，以及海外華人對中華文化認同感的強化，東南亞華人基督徒已成為溝通中國與東盟國家關系的重要橋梁，在中國－東盟公共外交事務中發揮重要作用。

中國伊協副會長、上海市伊協會長金宏偉，回顧了上海伊斯蘭教對外交往活動的歷史，指出應正視影響中國與周邊國家宗教交流的新問題，如后繼乏人、素質下降、誤解甚多等。他建議，應盡快提高我國伊斯蘭教界人士的宗教文化修養和外語水平，積極主動對外宣傳我國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秘書處主任周太梁回顧了天主教對外交往的歷史，提出宗教界應在“一帶一路”人文交流中發揮重要作用，也應努力提高自身素質，自覺抵御境外滲透和極端主義侵蝕，講好中國宗教故事。

中國基督教兩會研究部主任顧夢飛介紹了近年來基督教全國兩會與周邊國家教會組織的友好交往情況。他認為，應發揮基督教國際性的特點，服務我國和周邊國家互利合作的大局。從教會自身來說，要爭取早日加入亞洲基督教議會，為中國教會爭取更多話語權；同時，要充分考慮到基督教的復雜性，盡量減少不確定性，做好各種預案，應對各種突發和新生事物。

宗教、認同與國家治理

華東師范大學社會學系主任李向平指出，近年來，國際宗教關系的急劇變化促使國際政治發生了相應的變化。其中，尤以民粹宗教對國際關系的影響最為重要。它在一定程度上促成“神權民主”及其“民眾神圣”，導致具有新國家主義特征的“絕對國家”出現，從而深刻影響與國際政治關系，值得密切追蹤關注。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郭憲綱指出，要想解決中東地區的問題，伊斯蘭現代化是必由之路。

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黃平以歐洲穆斯林移民問題為例，闡述了宗教共生的困境。她指出，移民的宗教性和歐洲世俗國家的張力顯而易見，而全球化的背景加重了歐洲穆斯林移民的認同焦慮，強化了他們對于伊斯蘭教的依賴。在此背景下，“恐伊癥”也使歐洲移民宗教問題呈現出“自我實現的預言效應”。

華東政法大學社會學系主任李峰以2016年世界價值觀調查數據為基礎，分析了亞洲地區各國民眾的宗教價值觀和意愿。他提出，應進一步對“一帶一路”建設面臨的宗教風險進行細化研究，進行分類管控。

江西省社科院宗教所所長歐陽鎮以基督教為重點，介紹了近年來江西宗教在對外交往中的若干問題，包括假借代理的非法傳教、私設聚會點的非法傳教、網絡媒體的非法傳教等。他認為，應充分認識到境外傳教勢力的非法活動今后可能更加劇烈，渠道更加多樣，范圍更加擴大，形式更加隱蔽，手段更加現代化，進攻態勢更加明顯。

青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戴燕介紹了當前青海基督教傳播的新態勢、新特征，包括傳教主體、宗教組織和場所、傳教對象、傳播方式和手段等方面都發生了變化。她指出，非法活動既可能給我國國家安全造成新挑戰，也可能對“一帶一路”建設帶來潛在風險。

寧夏社科院馬平介紹了當前中國西北地區伊斯蘭教發展的一些新情況和新問題，指出了若干爭議問題、熱點問題存在高度復雜性和敏感性。未來，應進一步貫徹黨的民族宗教工作基本方針，堅持宗教中國化方向。

上海社科院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余建華基于實地調研指出，近年來，新疆在促進民族團結、嚴厲打擊暴恐活動和“去極端化”斗爭的專項整治行動中取得積極成效。但是，國際和周邊國家“三股勢力”活動和反恐形勢還相當嚴峻，距離長治久安的目標仍有不小距離。他建議，在“去極端化”工作中，須注意在準確判斷形勢的前提下，進一步完善民族宗教政策，有的放矢轉換工作方式，從運動式權宜治理轉向常態化、制度化長效法治工作。（鄒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