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振濂在《書法美學》中提到了書法藝術的抒情性和文學性，只有把兩者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使之達到和諧的統一才能傳達出作品的感情，書法藝術以文字為載體，就更能抒發書家本身情感。邊塞征戰詩，表現壯美華章；答謝詩表達坦蕩和真摯情懷；送別詩凌云健筆，豪氣沖霄漢；悼亡詩則是情真意切，言哀已嘆；詠物詠懷詩卻是磅礴大氣，氣象壯麗；寓言詩則是酣暢痛快，肺腑真情。

榜書在抒情上要求表現得更強烈。杭州岳廟大殿《碧血丹心》匾，為沙孟海于1979年書。文辭強烈體現岳飛對國家無比忠誠的一腔熱血。而同樣的《還我河山》四字，根據岳飛的遺墨集字放大，文字內容誠然表達了岳飛眼看著國破家亡而強烈想要收復失地的悲壯豪情，可從形式美與作品意韻的關系來看，其流暢瀟灑線條傳達的情感不能很好的融合。

抒情性與文學性并不矛盾。榜書的書寫內容多種多樣，亦能充分抒發不同的感情，明代書家張瑞圖所書《充塞天地》，正是抒發了磅礴之感。傅山所書《興懷靜遠》，則體現曠達自在的感情。祝枝山書《溪山清賞》，字勢雄健而筆墨飄逸，運筆灑脫勁秀，表達了清賞溪山的情懷。朱耷所書《山房涉事》和清代瑞麟書《沖虛古觀》，運用圓轉的線條，抒發的是大智若愚、古雅大度的田園情懷。云南省通海縣秀山風景區涌金寺大雄殿內的《佛谷云深》匾額，為許弘勛所題，李叔同《極樂莊嚴》，兩者用恬靜凝練線條，抒發的是對于佛教文化萬分敬仰之情。

形式美與意韻美的強烈統一

榜書藝術任何時候都不能脫離作品內容表達的意韻，反之就會弄巧成拙。內容形式之合諧，往往為人忽視，其實至為重要，由于字徑大，如以顏真卿書體寫岳飛的《滿江紅》和文天樣的《正氣歌》，則可使內容強化。如以之去寫柳永的《雨霖鈴》和李清照的《醉花陰》，其效果必然相悖。

泰山經石峪摩崖《金剛經》，是書作的內容和形式美完美結合的妙品之一。包世臣《藝舟雙輯》稱：“泰山經石峪大字與《瘞鶴銘》相近，而淵穆時或過之。”有“云鶴海鷗之態”。“大字如小字，惟《瘞鶴銘》之如意指揮，經石峪之頓挫安詳，斯足當之”。既沒有劍拔弩張的彪悍之氣，也不含華貴雍容的媚態。如此擘窠大字，凝神而靜謐，看似平實卻力貫筆底，可以說是集聚楷書工穩、隸書靜肅、行草情性、篆籀神韻諸體之長而化為一體。遠觀此刻經，有如佛家長者體察物情，靜觀浮沉，風神淡泊而體態詳和，頗具有容乃大、無欲則剛之氣格。遙想當年書家采用此書體風格書寫佛經，真是神形兼具，妙不可言，可以說刻經形式與書寫內容達到了高度和諧。

意境與環境的完美結合

榜書是實用與審美的統一結合，多應用在梵宇殿樓、廳堂高閣、名山大川、畫棟亭榭及至商街店鋪等場所，與當地建筑民俗、文學藝術相互融合滲透。其內涵也不斷變化，從環境學來看，榜書要滿足人心理、審美和倫理等多方面需求。

第一，與環境相和諧，符合環境美學要求。其應用有廣泛的社會性，其審美重在共性，故其風格應該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審美標準一經確立，便要延伸下去。

第二，榜書在與環境融合的同時，其倫理意義要更加確切，表達明確的意境，具備教化作用。中國傳統藝術在形態的審美上往往以綱常倫理為準則，要通過環境的構成，渲染一種氛圍和意境，能動地陶冶人物性情，從而激起情感波瀾，并由情感上升到情理，使人們得到教益。泰山上的摩崖刻石與周邊自然景觀巧妙搭配，互映生輝，產生了意想不到的文化效應和美感。尤其是《泰山經石峪金剛經》，堪稱第一，古人選擇在經石峪一帶刻經布教頗具美學眼光。可以說是巧借自然而渾然天成的上乘佳作。泉水流經石坪，山峪落差形成三米多高瀑布，泉水流經石坪，刻經隱沒在長流不息的水幕中，表現佛教萬劫不息的精神，增添了刻經的神秘色彩。

從刻石與大環境的結合來看，遍布泰山以雄渾剛健風格為主的題刻與泰山的氣勢互相協調。另一方面，從刻石與局部環境來看，多是緣情題字，觸景生情。縱觀山路，隨著盤道的張弛變化，刻石的內容和形式也產生相應變化，在山路平緩地段，刻有“風月無邊”；在崎嶇險崖刻有“迥馬嶺”、“峰回路轉”；在水泉處刻有“洗心滌慮”；在萬松山刻著“松壑云深”；在絕頂處刻有“擎天捧日”等。這些都體現了一種情景交融的意境，人和山峰乃至自然達到高度的和諧。刻石的內容既有對人生的寄托，也有對自然的感悟，邊登山邊欣賞，把體力的艱辛都消融在對題刻美的享受中。

對于榜書審美的理解是多方面的。抒情性與文學性的有機融合是榜書的靈魂所在；形式美與意韻美的強烈統一是榜書的核心追求；意境與環境的完美結合是榜書的最終升華；三要素相互依存，缺一不可。榜書是走向社會生活，走向人民群眾的。雖在它的發展中曾盤桓于市井，服務于商賈，但它畢竟是雅俗共賞的藝術，并不斷適應著歷史發展和時代變革的要求，把它與現代化材料，如聲、光、電結合，將傳統與現代融為一爐，使它五彩繽紛，走向美好的未來。

（作者就職于西安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文章有刪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