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長安畫派”的地域文化特質

編者按： 近年來，地域美術史研究成為國內外藝術史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越來越受到關注。特定的地理環境、風土人情、審美習慣等因素，造就了豐富多樣的美術現象，醞釀出多彩的文化生態。不同區域深厚而獨有的文化傳統，無疑給地域性繪畫注入了有益因子，而地域性畫派的產生，則帶動了百余年來中國美術的整體蓬勃發展。本期刊發的西安美術學院劉西潔教授《“長安畫派”的地域文化特質》，即是西北地域美術研究的個案代表。“長安畫派”以一手伸向傳統，一手伸向生活的創作思想及精神內核，在20世紀中葉曾為中國畫創作開辟了一條新路，其特有的個性風格也使“長安畫派”成為中國畫壇的一支勁旅。在其藝術精神的影響下，陜西中國畫的地域性特質依然是今日陜西美術的獨特性所在。在全球化的今天，信息傳播技術快速發展，藝術形態趨向多元，不但沒有消解地域性的價值，反而更加凸顯了地域文化無法替代的可貴特性。地域美術的差異與多元，它所揭示的文化個性與共性的關系，其對民族文化本體的區域性折射，恰恰是當前文化發展態勢中值得保有的，也是今天我們依然要關注它的重要原因。

石魯　種瓜得瓜 紙本水墨設色 51×40cm 1962年 中國美術館藏

一

在當今全球化的發展格局下，民族、地域文化作為一種軟實力，不僅體現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精神和智慧，它的獨立性和本土性也促成了世界文化的多樣性。它的發展不僅關系到民族精神的血脈傳承，也關系到國家的興盛。

地域文化作為一種歷史形成的特質文化，它是各地域、民族在長期歷史積淀中形成的社會經濟和政治，以及價值觀念、風俗習慣、宗教信仰、道德規范、民族藝術等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總和，是形成一個地區群體意識和精神風貌的重要因素，也對群體性的文化審美心理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

在中國歷史上以區域劃分的文化形態大致可分為：吳越文化、江淮文化、徽州文化、齊魯文化、巴蜀文化、三秦文化、三晉文化、嶺南文化等等。不同的區域文化又孕育出不同的地域性畫派，歷史上的揚州畫派、金陵畫派、海上畫派、京津畫派、新安畫派、嶺南畫派等也都源于當地文化環境的影響。地域文化所積淀的深厚而獨特的文化傳統，無疑給地域性繪畫注入了有益因子。

20世紀中葉，以趙望云、石魯、何海霞、康師堯、方濟眾等為代表的“長安畫派”崛起。作為滋生在陜西本土的“繪畫群體”，陜西所蘊含的文化資源為“長安畫派”以及中國畫的發展提供著獨特的地域文化優勢。同其他地域性畫派一樣，“長安畫派”的畫家們在其藝術思想、創作理念、審美取向，甚至藝術語言上都有一定的趨同性。“長安畫派”主張“一手伸向傳統，一手伸向生活”，他們以陜西豐厚的歷史人文資源為依托，以陜西獨特的地域文化傳統和美學精神為積淀，深入研究傳統，弘揚民族文化，不斷創新和探索，創作出大量具有時代感、地域性強、有鮮明特色的優秀作品，推動了陜西以及中國美術的發展。

二

20世紀的60年代，以石魯、趙望云為核心的“中國美術家協會西安分會國畫研究室”成立于西安，成員包括方濟眾、李梓盛、何海霞、康師堯。1961年秋，他們六人在北京等地組織了一次巡回展，他們的繪畫題材涵蓋了山水、花鳥、人物，其中以雄強、古樸的山水畫以及勤勞、樸實的陜北農民人物畫最具特色。作品多描繪西北，特別是陜西地區的自然風光和風土人情。“他們的作品以其鮮明的地域特色、濃郁的生活氣息、強烈的時代精神、雄渾厚重的氣勢和令人耳目一新的藝術感染力，贏得了廣大觀眾和美術界的高度評價”，在中國畫壇引起轟動，被人們稱作“長安畫派”。“長安畫派”的產生，受到特殊地理環境與歷史淵源的影響。自古以來，西安作為帝王之都，無數歷史的輝煌成就于此，無論是仰韶文化時期的半坡彩陶，秦朝時期的秦陵兵馬俑，還是隋唐時期的陵墓壁畫、石刻石雕，無一不彰顯著陜西獨特的地域文化優勢。深厚的傳統文化積淀、大西北雄渾的自然風貌、濃郁的生活氣息，都是“長安畫派”創作創新的靈感和源泉。縱觀趙望云和石魯的藝術經歷，終其一生，他們的藝術創作都與陜西獨特的地域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趙望云（1906—1977），河北省束鹿縣人。早年間曾作學徒，后求學于京華藝專與國立藝專，青年時期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確定了從事國畫改造的志愿。學藝初期，他十分重視寫生，甚至把寫生作為創作的方式，以真實的造型，質樸飽滿的線條描繪了近代中國農村的風土人情，以及貧苦勞動人民的生活現狀和精神面貌。趙望云曾說“我是鄉間人，畫自己身歷其境的景物，在我感到是一種生活上的責任，此后我要以這種神圣的責任，作為終生生命之寄托”。正是對于“寫生”的堅持，使他的繪畫具有與傳統文人畫迥然不同的格調。20世紀40年代，趙望云前后三次赴西北寫生，西部豐富的少數民族文化和風土人情，以及西部山川雄峻的風貌都給他帶來了新素材和靈感，他這一時期創作了《塞外行》、《祁連途中》等作品。同時，他還對敦煌的歷代壁畫進行了認真的臨摹與研究，這也大大豐富了他的筆墨語言，使他的繪畫造型更加嚴謹。1942年，趙望云定居西安，把西安作為他藝術創作和生活的根據地，他致力于表現西北地區的雄強粗獷、深沉厚重的民族精神內涵，把對社會現實的反映與對大自然的表現融為一體。正如“長安畫派”所倡導的“一手伸向傳統，一手伸向生活”，趙望云曾多次深入建設工地、田間地頭體驗生活，他的作品以農村的自然景色、勞作的人民、民俗民風，以及大西北廣闊、雄壯、蒼茫的自然地理風貌為題材，如他的作品《終南春曉》、《秦嶺伐木》、《重林聳翠》等，在表現人物生活的現實環境的基礎上包含了對社會的深沉思考，給人以強烈的時代氣息和突出的地域文化特質。他以平民化的藝術觀，以樸素的寫生精神結合傳統中國畫的藝術思想，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藝術風格，為“長安畫派”藝術思想和風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長安畫派”的另一位開拓者，石魯（1919—1982），原名馮亞珩，出生于四川省仁壽縣，幼年時家境殷實，曾接受過完整的封建時期的私塾教育，后進入成都“東方美專”，系統地接受了傳統中國畫與西畫訓練。20世紀30年代末，年輕的石魯從抗日宣傳中萌生了獻身民族斗爭的志愿，幾經周折從四川到陜西，最終抵達延安，實現了他人生中第一次的重大轉折。在延安的十年，石魯以青年美術革命者的身份，嘗試了舞臺美術、連環畫、版畫等多種類的藝術形式，創作了《群英會》、《民主批評會》、《說理》等版畫作品。為革命美術普及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石魯隨陜甘寧邊區文協遷往西安，與趙望云、何海霞、康師堯、方濟眾、李梓盛成立了“中國美術家協會西安分會國畫研究室”，后被美術界稱為“長安畫派”。石魯、趙望云等人堅持深入生活，學習傳統，以飽滿的熱情致力于表現中國革命及陜西豐富多樣的民俗文化和勞動人民的憨厚質樸的精神品質，作品重視人與自然的協調關系，注重表現陜西獨特地域文化下的人文特質和大氣樸實的情懷，呈現出雄渾厚重、樸質苦澀的藝術特征，特別是對于黃土地的描寫尤為精妙。此時，石魯的藝術從早期延安魯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期的敘事性寫實轉變為以神寫形的階段，如他的《轉戰陜北》、《東渡》等一系列大型歷史題材作品，就是這一階段的創作。他以奇特的構圖，飽含金石味的筆墨皴擦，給人以強烈的視覺沖擊，營造出大氣磅礴的藝術效果。他擅長以濃、焦、枯、澀的筆墨形式，恰如其分地描寫西北地區長期干旱的自然地理風貌與人物形象，其抒情性與精神內涵遠遠超越了他早年敘事寫實性的藝術表達。在上世紀60年代后半期，石魯在精神和身體遭受雙重打擊之下，積勞成疾，被診斷患上了“妄想型精神分裂癥”，被強制送入精神病院治療。石魯的晚年，由于社會環境的動蕩，給他帶來了命運上的巨大變化，人生的巨大落差使得其藝術風格發生了巨變，繪畫題材轉向以文人喜愛的花鳥和山水為主，創作形式也逐漸轉變為狂放、粗野、神秘的風格，具有強烈的批判性特征。回顧石魯的藝術經歷，他各階段無一不與陜西這片土地的命運緊緊相連，這種區域性的文化特質早已深深地烙印在他的藝術創作之中。

三

“長安畫派”是在陜西這片黃土地上誕生的地域性畫派，在陜西特有的自然地理風貌以及人文歷史的影響下，“長安畫派”以骨高氣雄的筆墨、生動的造型、渾厚大氣的畫風，表現了陜西地域獨有的黃土精神與革命情懷。他們“一手伸向傳統，一手伸向生活”，強調“生活為我出新意，我為生活傳精神”，從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在創作上緊隨時代，關注現實，努力創新，其作品飽含濃厚的生活氣息，扎根于黃土地，反映時代，充分表現了陜西大地上厚重樸實、奮發進取的民族精神。幾十年來，在“長安畫派”藝術精神的影響下，陜西畫壇又形成了以劉文西為核心，以西安美術學院為主體的“黃土畫派”，涌現了一大批在全國具有較強影響力的藝術家，如劉文西、陳光建、崔振寬、郭全忠、楊曉陽、張立柱、趙振川等。陜西中國畫的地域性特征揭示了文化個性與共性的關系，地域文化是民族文化本體的區域性折射，是重要的文化戰略資源，陜西中國畫的地域性特質是陜西美術獨特性所在。明確地域文化特色與民族文化傳統的價值，對于提高陜西美術的創作實踐及創作理論水準，對推動陜西文化建設具有積極的意義。

本文是陜西省教育廳2015年科學研究計劃專項項目《陜西中國畫地域文化特質研究》課題成果，項目編號：15JK1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