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稿透露出來“四王”的代筆人各各是誰？王原祁手稿的發(fā)現(xiàn)對鑒定還能產(chǎn)生多少啟示？

隱沒在手稿中的蛛絲馬跡，告訴我們王時敏、王原祁家族如何關涉清代五大文字獄之一的“一柱樓詩案”。王氏后人又是怎樣幸免于牽連的？

圍棋國手、名醫(yī)，一代書畫大家王原祁如何廣結天下名流，甚至以棋理入畫理、以醫(yī)術入藝術？

上海博物館書畫研究部主任、研究員凌利中就新著《王原祁題畫手稿箋釋》接受了專訪。恰如手稿透露王原祁認識到圍棋中的血脈貫通與其畫作所言的龍脈相通，《王原祁題畫手稿箋釋》似關鍵的一手，子落下，對理解王原祁整個的畫學思想及其來源成為了一個很好的補充，為拓展研究視角，甚至是學術突破也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王原祁題畫手稿箋釋》最近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該著除首次向公眾披露了最新發(fā)現(xiàn)的上博珍藏王原祁親筆題畫手稿，并對其進行了細致的梳理、箋釋。文人畫家留在畫作上的題跋包含與美術史和文化史研究相關的大量信息，正引起學者們越來越多的關注。古代畫家的題畫底稿大多不存，因此，重新發(fā)現(xiàn)的王原祁題畫手稿彌足珍貴。它們不僅是研究王原祁繪畫理論和創(chuàng)作過程的重要史料，也為麓臺題畫稿的傳世刻本提供了校勘的可能性。

澎湃新聞：王原祁題畫手稿本是怎么被發(fā)現(xiàn)的？

凌利中：大概十多年前，在上海博物館庫房一級品、二級品整理、復檢的過程中，我注意到了這部王原祁題畫手稿本。當時，做了筆記。

對其真正著手研究與撰寫大概源于八、九年前，澳門藝術博物館與故宮、上博聯(lián)合舉辦兩館藏“王時敏、王原祁婁東畫派藝術展”，我在參與籌備這個展覽過程當中，除撰寫作品說明之外也準備了學術論文。這是個契機，開始了對王原祁題畫手稿進行正式的整理。那時候在研討會上先發(fā)表了一篇文章，重點介紹此稿的重要性，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包括北京故宮和中國臺灣的學者。

這份手稿以前并不為人所知。因為上博的收藏是以書畫作品為主，藏品較豐。不少明清信札書法冊，其定名都比較寬泛模糊，正式一一整理需要循序漸進。

我注意到吳湖帆曾鑒定過這份手稿，這點，在澳門研討會上發(fā)表論文的時候，我不曾知曉。后來在籌備“吳湖帆書畫鑒藏特展”（2015）時發(fā)現(xiàn)其日記有載，1938年某日，他赴孫伯淵家看到，還慫恿他親戚買下，稱“真而可玩”。

王原祁題畫手稿入藏上博以后，謝老（謝稚柳）是看到過的，并題簽“清王原祁題畫草稿冊”。

當我第一次在澳門藝術博物館介紹了這份手稿之后，學界就非常期待能早日把它整理問世。

因為，王原祁不僅是“四王”當中創(chuàng)造性最高，而且只有他是有完整理論的。之前刊行的關于王原祁的理論有兩本書，一本是道光二十四年（1844）《麓臺題畫稿》，一本為1934年《王司農(nóng)題畫錄》。這兩本書和題畫手稿的關系太密切了，題畫手稿相當于它們的母本。

由于手稿中有草書、修改、以及對其識讀斷句的問題，母本出來之后就發(fā)現(xiàn)之前兩個本子的問題比較大，尤其是司農(nóng)本。

《王司農(nóng)題畫錄》出版于1934年，吳湖帆看到《題畫手稿》是1938年，《題畫手稿》在私人收藏家手里，并沒有公開整理出版。

王原祁六世孫王保譿（1890-1938）輯校的《王司農(nóng)題畫錄》共計214則，分上下兩卷。下卷都是從各家著錄中搜集所得。上卷90則，里面有兩個來源，一部分是從麓臺本來的，也不稀奇；稀罕的是《親筆畫跋冊》中的34則，那就是出自“題畫手稿”，這是最核心的東西，學界引用最多的也就是這部分。這34則具有它書的不可替代性，是王保譿父親從王原祁六世孫王學農(nóng)族兄族兄王承霽家借來抄錄的，抄的時候就有筆誤、草書識錯、編輯的隨意性等諸多問題。

王原祁是“四王”中最有理論高度的，其觀點常為研究者引用。題畫手稿發(fā)現(xiàn)以后，由于手稿中有草書、修改、以及對其識讀輯校的問題，就發(fā)現(xiàn)如果不把手稿本整理出來，繼續(xù)引用司農(nóng)本與麓臺本就不嚴謹了。

澎湃新聞：手稿本的出現(xiàn)能解決哪些問題？

凌利中：我本身對“四王”也一直有興趣，有一定的積累。十多年前發(fā)現(xiàn)這部手稿時，我就知道早晚要做整理出版這項工作，所以對王原祁以及“四王”的資料，也有比較長時間的關注。

對手稿做箋釋，盡管它是一條條的畫論，貌似信息量不大，但每一條背后的信息需要大量的積累，否則就不知道他這條簡潔的畫論到底在講什么。

首先，王原祁的傳世作品是我一直在關注的。他的早期理論不是很多，到了中年以后，通過理論探索和創(chuàng)作實踐，達到了一定的高度，所以在藝術成熟期以后，王原祁非常關注理論的總結。在做手稿箋釋的工作時，我尤其關注手稿創(chuàng)作的1713、1714年間他創(chuàng)作的作品。

事實上，目前傳世作于這兩年間的作品，尤其是手稿里面被用來題寫的畫作，一般都是精品。但是，也不是每一條畫論所對應的畫作都還傳世，實際上手稿里題畫的作品目前就只找到5件。《麓臺題畫稿》里涉及的畫作有8件傳世。

手稿本的面世，很有價值、很重要的一方面，在于其對鑒定的作用。遇到一件作品，研究者一般會關注它的著錄情況，最好能對得上，但實際上不一致的情況較為常見。

比如《題畫手稿》中的畫論，見于數(shù)件傳世作品之上。然而發(fā)現(xiàn)，作品上的文字與麓臺本、司農(nóng)本有數(shù)處不同，有的甚至差異較大。

倘若不明其中緣由，就會懷疑著錄與作品的關系：著錄記載的是否是這一件？進而懷疑此畫的真?zhèn)巍＿@就涉及到一個書畫鑒定的方法論問題，即著錄和實物不一致，能不能否定這張畫？實際情形是，通過與手稿比對，發(fā)現(xiàn)作品上的題跋準確無誤。由此可見，此時的著錄僅僅是輔助依據(jù)，無法一錘定音。

一方面找到傳世作品，更能理解手稿，所以我收集這方面資料很重視；另一方面，手稿又指出原來幾個書稿版本的問題。最后，通過與手稿比對，作品題跋有助于正確地釋讀手稿。有些文字大概是王原祁書寫時墨色過于干枯，王氏本人是知道的，所以題畫時候一并謄寫，但題畫稿的抄錄者不明就里，產(chǎn)生了誤讀。因此，發(fā)生著錄和畫作文字內(nèi)容有差異的情形時，不能作為否定作品真?zhèn)蔚闹饕罁?jù)。

但是，著錄對上了，這件畫作是不是一定就是真跡呢？結論是不一定。還是要回到畫作本身，此時，手稿書法就發(fā)揮了鑒定比對的重要作用，這才是判斷真?zhèn)蔚闹饕罁?jù)，所以也不能惟著錄論。

類似的情形，上博也藏有一件王原祁的山水圖軸，題跋字句完全正確，但書法功力大相徑庭。按理，兩篇相同的文字幾乎寫于同一天，即先擬寫手稿，再謄寫于畫軸，風格與功力應當一致。所看到的是，畫作題跋過于規(guī)整呆板，模仿痕跡明顯，而題畫稿則用筆使轉自如、墨韻流暢，各種變化豐富耐看。兩相對比，高下立判，明顯出自不同人之手。雖然畫作題跋內(nèi)容比之麓臺本、司農(nóng)本更準確，但在書法題跋上，還是露了馬腳。

我們或許可以推理，確實另有一件真跡是這件有問題畫作的母本，因為它上面題跋的內(nèi)容比司農(nóng)本、麓臺本還準確，說明它是有依據(jù)的。因此，贗品亦非毫無價值，倘使文獻失載，此時贗品所記錄的文字內(nèi)容，因為其真實性，還是可以補充史料之不足。

我在梳理手稿時發(fā)現(xiàn)的另外一條規(guī)律是，王原祁每一條精心構思的畫論，一般只題于一個地方，如果出現(xiàn)兩件作品上面題寫的內(nèi)容一樣的情況，一般都有真?zhèn)螁栴}。比如跋于遼寧省博物館《西嶺云霞圖》卷“畫法莫備于宋”一條，又見于廣東省博物館的《仿大癡山水圖》軸，廣東省博那張，以前老先生們就已經(jīng)認為不對了，現(xiàn)在運用新總結出來的規(guī)律，與其他證據(jù)結合，基本上可以得到明確結論了。

這個手稿公布后，因為是全新材料，且之前也不大有那么多王原祁的書法集中在一起，這為推動王原祁乃至四王研究，解決學術問題提供了諸多可能性，其中最首要、最直接的，就是可以用于判斷相關傳世作品的真?zhèn)巍?/p>

澎湃新聞：為手稿本做箋釋，需要哪些方面的資料積累？

凌利中：為了做箋釋，我收集的材料除了王原祁的傳世作品和有關他的文獻之外，對“四王”中的其他三位及其王氏家族的資料也多方積累，甚至包括董其昌乃至古代書畫史的有關資料的收集也一視同仁，努力做到厚積薄發(fā)。

正好，我的研究本來就對董其昌、對“四王”都多有涉及，所以對王原祁個人的、周邊的、縱向、橫向等多方面材料有過大量收集，前后花了比較大的功夫，最后才做得出這部箋釋。

當然，這本書與一般書畫類的書還有點不一樣，它是介于古籍文獻和書畫類之間。它里邊到處會碰到一些書畫真?zhèn)畏矫娴膯栴}，所以不太好寫。而且，王氏畫論往往會涉及到多個事件、多個背景、多個角度，相關資料基本上都要比較齊全，箋釋并不容易。例如，王原祁的某一條題畫稿涉及到與王翚的交往，兩人在哪個時間段有相處，然后他們會一起在哪一個收藏家家里看過哪一件作品？這就需要比較廣泛的資料積累，甚至對王翚本人的生平與作品也要做到了如指掌，才有可能對這條畫論涉及的那個點有所認識，將其前因后果進行梳理，最后判斷這一條是何年何時哪個情景下撰寫的。

再如，王原祁畫論中屢屢提到受“江南小景”創(chuàng)立者——北宋惠崇《江南春(微博)圖》卷的影響，那么這件為倪瓚、文徵明、董其昌等視為惠崇真跡的畫史名作是否還在人間呢？經(jīng)過考證，此名品正是現(xiàn)藏故宮博物院、現(xiàn)定名北宋佚名的《溪山春曉圖》卷，因歷代鑒藏家的不同定名，造成這件畫史赫赫名跡似乎已從人間消失的假象。此則畫論箋釋的篇幅將近萬字，涉及的資料也明顯溢出四王之外了。

除了對鑒定和對“四王”的交友的研究之外，其手稿對研究王原祁的鑒藏也很有幫助，以前王原祁看過哪些書畫的情況還是比較模糊的，很多之前并不確鑿的線索在這份手稿整理出來之后就比較明確了。

近年來“四王”也是一個熱點，在現(xiàn)有的材料上再要有突破大家也都覺得比較難了。那么，如今我們把1844年和1934年的兩部材料有所更新，相信將會推動王原祁和“四王”的研究。手稿本透露出了比麓臺本與司農(nóng)本兩部出版物更豐富的信息，其中甚至有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為有關王原祁的研究課題打開了一扇小門。限于篇幅，本書中較多箋釋文字只是點到為止，可化開來的學術點很多，包括代筆問題等等。

澎湃新聞：通過手稿，對于王原祁的繪畫理論有哪些新的認識？

凌利中：通過他的手稿，我們現(xiàn)在發(fā)現(xiàn)王原祁的山水畫理論不僅通過研究古人的繪畫，還涉及到很多其他領域。

王原祁有幾條畫論里專門談到圍棋。他與當時的圍棋高手多有交往，甚至館于家，許多還是國手（比如姚文侯、鄒元煥等，其中多人有圍棋專著傳世）。王原祁發(fā)現(xiàn)跟圍棋高手交流，論圍棋布局、死棋活棋、血脈貫通等，“方知斯理，可以一貫”。比如“而用筆、用墨，必須辨其次第，審其純駁，從氣勢而定位置，從位置而加皴染”，以及《雨窗漫筆》中論“龍脈”、“積小塊為大塊”等具有創(chuàng)造性的精辟畫理，與“知白守黑”、“以一當十”之棋理相通，亦與原祁自題《仿梅道人山水》軸“昔吳道子見斐旻舞劍放筆作畫壁，張旭見擔夫爭道草書益精進。余觀韶九棋，欣然有會心處”的博采眾長旨趣相同。

圍棋的布局就像風水，要活。王原祁的山水畫也就是講龍脈，小石、大石，如果沒有一個貫通的血脈就都散掉了，生機勃勃的氣象無從形成。

好的棋，高手的每一個布子，都有原理在里邊的，不是漫無目的地落子。如同王原祁山水布局，一棵小樹、一塊小石，山路蜿蜒、澗泉屋舍的經(jīng)營，與棋理互相啟發(fā)之處頗多。這一塊內(nèi)容，以前的關注度還不夠充分。

還有醫(yī)學，王原祁結交很多杏林高手，也都是國醫(yī)，他覺得用藥和畫論也有相通之處，手稿中寫道，“余惟畫家之倪、黃，猶藥中之參、苓也。朱君善用參、苓，寫以贈之”。

我覺得上述部分材料，對理解王原祁整個的畫學思想及其來源，可以作為一個很好的補充。

《王原祁題畫手稿箋釋》僅僅是我個人對于手稿的理解，尚未挖掘與展開的學術點更多，拋磚引玉，供學界參考。這本書最為重要的是手稿的公布，相信可以推動學界對王原祁乃至“四王”研究的進一步深入，為拓展研究視角，甚至是學術突破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對此，我感到十分榮幸。

澎湃新聞：麓臺本、司農(nóng)本里與手稿本不同的地方，是無意識的筆誤造成的，還是抄錄者故意為之？

凌利中：無意識的與有意識的兩種都有，但筆誤一類的較多。

識文之誤，如草書“六”被識成“二”了，與史實也不符。“經(jīng)營葬事”誤作“經(jīng)營荼苦”，這種實在太難認的，我是怎么知道“標準答案”的呢？（如果沒有標準答案我也識不出來）因為，題寫了這條的作品就藏在臺北故宮博物院。我于是就用畫上的題跋來校對，然后再去看王原祁的本意到底是什么。

還有編校之誤。那是因編輯比較隨意而出現(xiàn)的差錯，尤其是對題畫的標題。比如，在司農(nóng)本里有一條“題設色大癡巨幅李匡吉求贈”，在手稿中我們就發(fā)現(xiàn)這條完整的標題是“題設色大癡巨幅李匡吉求贈宛陵郡守佟青巖”。司農(nóng)本的標題會讓人以為是王原祁的學生李匡吉問王原祁要這張畫，而事實上這張畫不是他學生要的，而是要贈給宛陵郡守佟青巖，司農(nóng)本編輯隨意丟失了重要的信息。進一步來說，如果按照司農(nóng)本的信息，那么是找不到這張畫的，而按照手稿本的信息，最終找到了這張畫，就藏在故宮。可見手稿本中透露的關于作品的流傳情況比文獻更符合史實。

另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題畫稿與畫作之間的關系。事實上，手稿中每一則題畫稿的標題，并不出現(xiàn)在畫的題跋上。尤其是涉及代筆的幾件畫作，王原祁會在自己的記錄里以標題來說明某段畫論不是題在自己的畫上而是題寫在學生代筆的畫上，但是這個真相在畫作上是看不到的。

故宮藏的一張王原祁畫作，題跋內(nèi)容與手稿里標題為“寫墨筆仿董華亭”一樣。由于畫作上的題跋沒有標題，現(xiàn)在故宮的定名是《仿大癡山水圖》，按照王原祁的本意是仿董其昌。因此，題畫稿中條目標題不見于畫作，使得后人對作品定名和作者定名都有很大的誤差。

手稿上還能透露出一些我們在畫上看不到的信息。比如在“寫墨筆仿董華亭”條的原稿中，將上款“會寧世兄”改為“位凝世兄”，二者在吳語中發(fā)音相同，表明王原祁與這位“位凝”世兄并不熟識，所以在手稿里最開始連名字都寫錯了。但是最后在畫上是寫對的，我們現(xiàn)在在故宮看到這件作品，就會以為這位“位凝”好像與王原祁很熟，但看到手稿就會懷疑有可能他們之間并不熟。

后人編輯時候回避的東西就更有意思了。比如題畫手稿的第一條中有“余前于華亭司農(nóng)處獲一寓目”，司農(nóng)本、麓臺本皆作“余前日于司農(nóng)處獲一寓目”。“華亭司農(nóng)”即王鴻緒，康熙十二年進士，精鑒賞，以富有收藏有聲于時，他收藏過的畫史赫赫巨跡現(xiàn)大多仍可獲見海內(nèi)外各大博物館中。王原祁這么一個大畫家與他同時代的大收藏都有交往，但是與王鴻緒的交往則在文獻中罕見，真的很奇怪。后人抄錄手稿編輯的時候故意隱去“華亭”二字，導致這條重要資訊脫漏了，或許是因為王鴻緒的名聲并不好，否則王原祁到同時代的大收藏家王鴻緒處看《富春山居圖》，自然是大大方方的，這么清楚的“華亭”兩個字怎么會自己漏掉呢。

澎湃新聞：王時敏的手稿與王原祁題畫手稿，在形式上有怎樣的淵源？

凌利中：這本書里面還附了王時敏的十則題畫、詩文序跋手稿，這些材料也是第一次公布。把這部分材料放進去，是因為要追溯王原祁寫畫論的習慣受他爺爺王時敏的影響，同時也可以理解與還原《王奉常書畫題跋》（177則）的成書過程。

在王時敏的題畫手稿里，我們發(fā)現(xiàn)了王氏后人避諱的東西，有些內(nèi)容在當時根本不能公開，否則甚至會惹殺身之禍。根據(jù)這條線索，我相信“華亭司農(nóng)”也是其家族后人要撇清關系。當然王鴻緒人品不佳與涉及到清代五大文字獄之一的事件來比，就不算什么了。

比如王時敏的詩文稿《為景州作》、《題歙州詩集》兩則，“景州”、“歙州”為王熹儒、王仲儒兄弟。乾隆四十三年（1781）發(fā)生了著名的清代五大文字獄之一的“一柱樓詩案”，案涉兩百余人，主犯的密友王國棟幸免于難。但是在同年秋，王仲儒《西齋集》因“語多狂悖指斥”，又發(fā)生了“西齋集案”，國棟全家罹難，為序者及家族后裔無不受到牽連。乾隆四十六年，上諭旨將王仲儒“挫尸梟首”，而有“違礙語”的王熹儒《勿齋集》連同受“一柱樓詩案”牽連的王國棟《竹樓詩鈔》皆請旨銷毀，罹禍者極眾。王時敏題寫的《歙州詩集》就是《勿齋集》，《為景州作》和《題歙州詩集》如果在乾隆年間面世，一定難逃被查抄焚毀之厄，其家族也會被牽連進去，所以其后人一定會有所避諱，要撇清關系。

王時敏的手稿還透露了王鑒的一位代筆人。吳湖帆曾指出王鑒有一位代筆人叫朱融（字令和），但是我們從來沒有在史料中見過有關此人的資料。而在《題玄炤手卷朱令和來求》中，我們看到了王時敏親手寫的關于朱令和的記錄，知悉朱令和確有其人，且與王鑒關系密切。并找到了目前所見的朱氏惟一的一件山水畫冊，發(fā)現(xiàn)其風格與王鑒十分接近。這條手稿，為研究王鑒的代筆真相，無疑是一條確鑿的線索。

王時敏的題畫稿，有后人編的《王奉常題畫錄》，跟王原祁的麓臺本、司農(nóng)本的情況有點像。

在上博發(fā)現(xiàn)的王時敏題畫詩文稿十則，跨度從他三十多歲到晚年，其中天啟二年（1622）《募建璜涇岳帝寢宮小引》一文，王氏時年31歲，是目前所見其最早文稿，亦為最早書跡，十分珍貴。這十條以小見大，與《王奉常題畫錄》里100多條的體例、內(nèi)容基本上都是一樣，有詩文稿、有題朋友畫、也有題古人畫的。通過這十則，就能理解《王奉常題畫錄》的來源與王原祁的麓臺本、司農(nóng)本是類似的。以前我們認為《王奉常題畫錄》是后人從王時敏的畫里摘錄的，就像對王原祁麓臺本、司農(nóng)本的認識一樣。現(xiàn)在，我們知道事實情況是反過來的，是他們自己先寫了底稿，再題到畫上去的。

王原祁受他爺爺王時敏的影響，而王時敏或許是受其祖父王錫爵的薰陶。萬歷四年（1576），皇帝于宮中檢得《明成祖四駿圖》賜予原祁曾祖王錫爵，錫爵先作題跋稿呈御覽，上悅，賜金。此題跋留有底稿，是年中秋日，錫爵為將軍王世延另題于《義泉卷》后，此《行書題成祖四駿圖》現(xiàn)藏于遼寧省博物館。

附記：王原祁《題畫手稿》冊將于2017年12月蘇州博物館舉辦“梅景傳家——清代蘇州吳氏的收藏”特展首次展出，與題跋出自手稿的蘇博珍藏王原祁《仿黃子久設色山水圖》軸同展。該畫系出自題畫手稿、目前尚存的5件傳世作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