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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燕京圖書館這一文獻數字化項目，有效解決了古籍保護與利用之間的矛盾，堪稱國際圖書館間文獻資源共享的一個好樣本——身處信息化時代，利用新技術將中文古籍影印或數字化惠及研究者和讀者，功德無量。人們期待未來全球更多機構收藏的珍貴中文古籍有機會數字化，無償服務讀者。

哈佛燕京圖書館以中文善本特藏量多質優聞名世界

從哈佛燕京圖書館官網上可以看到，“中文善本特藏”這一數字化項目下，按類別分為稿、鈔、孤本，經、史部，叢部，集部，特大，子部，稿鈔本選輯等。這一項目中數字化的“中文善本特藏”與哈佛燕京圖書館館藏的中國舊海關資料、中國珍稀方志、拓片收藏、莫里士中國老照片、明清婦女著作、韓南教授藏書等其他25大類文獻，共同形成了哈佛燕京圖書館的中文古籍和文獻收藏格局。

此次線上發布的大部分數字化中文善本均品相完好，如該館所藏的明朝萬歷本《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歷經數百年，其插圖羅漢畫像仍栩栩如生，通過數字化照片可清楚看到每一筆細節。

在海外機構中，哈佛燕京圖書館的中文善本特藏，以量多質優聞名世界。如今，該館館藏乾隆之前的善本約2400部，其中宋元明善本約1500部，內含188種善本是其他圖書館所沒有的。比如，館藏的明代《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大字本　（弘治三年華燧會通館銅活字印本），是目前存世最為齊全的一部。

哈佛燕京圖書館館藏的抄本稿本也相當珍稀，除了兩冊《永樂大典》外，還有明末清初毛氏汲古閣抄本，許多稿本連相應刻本都未見傳世，比如翁方綱《復初齋文集》、高鳳翰《南阜山人詩文類稿》、周廣業《蓬廬文抄》等。哈佛燕京圖書館還收有大量宋元明刻類書，尤其是明代私人編刻的類書。在全世界現存的名人類書300種中，哈佛就收了75種。

這所業內鼎鼎有名的圖書館究竟有何淵源？　原來，哈佛燕京圖書館1928年開館，是哈佛燕京學社下設的私人圖書館，當時叫“漢和圖書館”，主要收藏中國和日本文獻。1976年改名為“哈佛燕京圖書館”，裘開明是第一任院長，在他的帶領下，圖書館善本珍藏數量增長很快，1936年藏書增至7萬多冊。日本侵華時期，許多中文古籍流散于上海等地，哈佛燕京圖書館便購入大批書籍；二戰后，日本流出大量私藏中文古書，裘開明又多次赴日訪書。此外，二戰后美國漢學、東亞研究的興起，也是館藏增加的重要因素。

海外館藏數字化項目離不開中國機構協助和投入

哈佛燕京圖書館這一備受矚目的數字化項目背后，離不開中國多家機構的協助和投入。比如，此次完整數字化的5.3萬卷中文善本中，經、史部中文善本，就是哈佛攜手國家圖書館合作近七年的成果。

國圖副館長、國家古籍保護中心副主任張志清對記者回憶道，2009年他與國圖典藏閱覽部同事共赴哈佛大學圖書館，中美雙方協議共同開發哈佛燕京圖書館部分館藏珍稀古籍和文獻。國圖主要負責提供資金、技術支持和數據質量控制，哈佛提供技術設備、承擔中文善本古籍數字化、元數據制作和數據傳遞。項目成果由雙方各保留一份完整的數字化圖像文檔，分別用于各自官方網站免費發布及其他學術研究應用。

“比如經史子集中的經、史兩部，930種上網，多達近93萬葉，‘葉’為古籍常用單位，一葉相當于兩頁。”張志清透露說。

海外各大圖書館存藏著數量宏富的中文古籍和文獻，其中不乏國內罕見或不存的珍本秘籍。將分散在海外上百家圖書館的中文古籍統計清楚并加以利用，離不開國內多家機構與海外的密切合作。近年來，國內啟動中華古籍保護計劃，其中就包含海外中華古籍數字化合作項目。眼下，數字化上網、影印出版是最常見的兩種途徑，后者一般分別納入珍本叢刊或書目書志。

就實際情況來看，數字化落地與紙質出版并不是對立關系，而是各有側重優勢，相得益彰，并非人們所擔憂的“放到網上就沒人看書”。中華書局文獻影印中心副主任張進說，就學術合作來說，海外公共圖書館大量中文古籍和文獻的公開，對于全球漢學研究肯定能產生有利影響，無疑會促進相關學科的發展。對于出版合作來說，收藏單位的開放程度越高，對古籍出版、研究的合作的促進程度也越高。中華書局與海外機構合作的《海外中文古籍總目》編纂工程，兩年多來已有五家圖書館的三冊中文古籍目錄面世，未來這一工程不僅會推出更多靜態的紙質出版物，也將成為網絡化開放數據服務平臺，并力求實現數據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