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以來，問責以問題為導向，自上到下正在形成體系化，覆蓋到不同層級的黨組織和不同級別的黨員領導干部，沒有任何黨組織和黨員領導干部可以游離于問責范圍之外。

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將問責條例與紀律處分條例結合運用，對每一個失責的黨員干部都做到了嚴厲問責并給予相應的紀律處分。紀律處分一方面體現執紀的嚴肅性，另一方面成為責任擔當的一種保障。只有科學運用黨紀處分，才能更好地發揮問責的威懾作用，讓問責更具權威性。

7月17日下午，臨近下班時，中央紀委監察部官網公開曝光了6起典型案例——因落實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不力被問責。

貴州省安順市平壩區信訪室主任李志成等人，因對信訪舉報調查不力等問題被問責，正是此次通報的典型案例之一。

根據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發布的數據，《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自2016年7月8日施行一年來，中央紀委網站已經點名道姓通報176起典型案例，責任追究323人次。

點名道姓通報176起典型問題

問責323人次彰顯失責必問

2016年5月起，安順市平壩區鼓樓辦事處大關村村民多次信訪反映村支書邱繼明污染水源、損壞群眾利益等問題。

李志成、平壩區紀委二室主任劉培忠在調查核實有關問題反映時，發現邱繼明的行為已構成違紀、需追究黨紀責任，卻未按有關規定提出立案審查意見，建議作了結處理；李志成對該案中有關干部主動交代違紀問題的重要情況，未及時向組織報告，影響了相關工作的正常開展。

此外，聯系大關村民生工作的區紀委第一民生監督組，對大關村等民生領域存在的突出問題該發現未發現，對群眾反映問題未及時采取有效措施解決。

2016年12月、2017年3月，因落實監督責任不力，李志成、劉培忠分別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其他相關人員也受到相應黨紀政紀處分。

《法制日報》記者梳理發現，中央紀委此次通報的黨員領導干部，既有像李志成這樣的基層干部，也有廳局級官員。

例如，海南省統計局黨組書記、局長符國瑄，黨組成員、副局長、紀檢組組長唐海川因下屬處室和單位設立“小金庫”等問題被問責。

2013年1月至2015年7月，海南省統計局16個內設處室及直屬事業單位先后通過虛構、虛增會議費等方法，套取財政資金共計52萬余元存放于多家酒店，存在設立和使用“小金庫”、使用公款支付個人消費等問題。

符國瑄和唐海川知道此事后，沒有認真履行監督職責，未及時采取措施加以糾正。2016年7月，因落實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不力，符國瑄、唐海川均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行政記大過處分。

2016年7月8日，《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正式施行。那么，一年來，問責條例實施情況如何？

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統計數據顯示，2016年7月至2017年7月，該網站共點名道姓通報176起責任追究典型問題，涵蓋北京、河北、山西等22個省區市以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通報的176起典型問題中，共問責323人次，被問責的黨員干部當中，既包括李立國、竇玉沛、陳傳書、曲淑輝4名中管干部，也包括大量基層黨政干部。

“這表明，《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實施一年來發揮了重要的懲戒和警示作用，問責不是紙上談兵，而是動真格。權責相一致，失責必追究，問責已經制度化、常態化。不論什么級別的干部，只要違反了問責條例，就必定受到追責。”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廉潔研究與教育中心副主任杜治洲對《法制日報》記者說。

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莊德水對《法制日報》記者說，數據說明，經過一年努力，問責條例已初步發揮制度威懾力，問責已形成常態化并成為全面從嚴治黨的利器。黨的十八大以來，問責以問題為導向，自上到下正在形成體系化，覆蓋到不同層級的黨組織和不同級別的黨員領導干部，沒有任何黨組織和黨員領導干部可以游離于問責范圍之外。

主體責任是從嚴治黨關鍵

超7成案例追究主體責任

今年2月，湖南省冷水江市委原書記劉小龍被問責，原因是該市多名黨員領導干部長期參與賭博。

根據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的通報，2010年至2016年5月，冷水江市政協原黨組書記、主席陳代宋等20多名黨員干部在該市某茶樓參與打牌賭博，數額巨大。冷水江市中醫院原院長張毅波等人投資入股該茶樓，持續時間長、涉賭金額大、涉案黨員領導干部人數多，嚴重敗壞黨風政風，影響社會風氣。

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通報稱，劉小龍對本市多名領導干部長期參與賭博問題失察，對上級交辦的有關干部打牌問題線索處置不力；市紀委對上述問題未及時發現和查處。

2016年11月，因落實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不力，劉小龍受到黨內警告處分，市紀委原書記陽衛龍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包括該起典型案例在內，中央紀委通報了部分地區和單位查處的6起典型案例，他們都是因為落實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不力被問責。

問責條例規定，黨的問責工作是由黨組織按照職責權限，追究在黨的建設和黨的事業中失職失責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的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和領導責任。

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的統計數據顯示，在176起問責典型問題中，有128起追究了相關人員的主體責任，占總數的73%。同時，43起追究了相關人員的監督責任，21起追究了相關人員的領導責任，7起追究了相關黨組織的責任。

北京科技大學廉政研究中心主任宋偉對《法制日報》記者說，推動各級黨委切實擔負起主體責任，這是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的關鍵所在。統計中，73%的案例都與追究主體責任相關，這說明各級紀委在執紀過程中嚴格落實黨中央的精神要求，對推動主體責任落實發揮了監督執紀問責的作用。

在被通報的176起問題中，本地區、本單位出現“黨的建設缺失”的情形最多，有77起問題，占24%。

其次，71起問題屬于維護黨的紀律不力，導致違規違紀行為多發，甚至本地區、本單位一時間出現多人違紀違法問題。

例如，在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今年年初通報的一起典型案例中，湖北省沙洋縣工商局多名工商所所長因違反廉潔紀律、工作紀律先后被調查處理。沙洋縣工商局黨委書記、局長李美坊未正確履行黨風廉政建設主體責任，2016年12月15日被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杜治洲認為，從歷輪中央巡視的結果來看，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問題比較嚴重。因此，《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堅持問題導向，將黨的建設缺失列入問責情形，旨在推動各級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把管黨、治黨、建設黨的政治責任落到實處。

在宋偉看來，黨的建設缺失、維護黨的紀律不力等情形是基層落實“兩個責任”存在的共性問題，這些情形被問責，反映了在全面從嚴治黨過程中確實還存在著諸如此類的薄弱環節，需要通過不斷深化問責制度，強化“兩個責任”的落實。

嚴肅問責抓住關鍵少數

問責“一把手”接近6成

2016年8月，山西省天鎮縣紀委對該縣民政局職工石海全涉嫌嚴重違紀問題進行了立案審查。

此事隨后的處理情況，卻引起了干部群眾的關注——天鎮縣紀委對縣民政局前后4任局長及兩任紀檢組長進行了問責。最終，1名干部被查處，6名領導被追責。

這種對“一把手”的問責力度并非孤例。

2012年至2016年，因單位多人違紀違法，北京市西城區環保局黨組書記、局長被問責；2016年，因落實危房改造補助資金工作不力，貴州省盤縣大山鎮原黨委書記被問責……

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統計數據顯示，自2016年7月8日《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施行以來，在被通報的323人次被問責的對象中，被問責的地區、單位、部門“一把手”達到186人次，占問責總人次的58%。

根據問責條例的規定，問責對象是各級黨委(黨組)、黨的工作部門及其領導成員，各級紀委(紀檢組)及其領導成員，重點是主要負責人。

杜治洲認為，實施問責關鍵要抓住“關鍵少數”，因為落實管黨治黨的政治責任，關鍵在黨委、要害在“一把手”，根本要靠以上率下，從而層層傳導政治壓力。

宋偉告訴《法制日報》記者，“一把手”是承擔黨委主體責任的第一責任人，“一把手”被問責所占比例最高，說明問責工作抓住了關鍵少數。

莊德水認為，眾多“一把手”受到責任追究體現了有責必問、問責必嚴的政治信號，體現了精準問責的工作特色，契合了當前全面從嚴治黨的政治要求。要切實推動“主體責任”落地生根，必須“真兌現”“硬掛鉤”，把主體責任落實與政績考核相掛鉤，誰沒有落實好主體責任，誰就要受到追究和處理。

此外，各地在問責過程中，實踐“監督執紀”四種形態，綜合運用問責條例規定的方式方法開展問責。

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統計數據顯示，在通報的323人次中：誡勉談話26人次；組織調整或組織處理21人次；紀律處分269人次(其中黨內警告160人次，黨內嚴重警告95人次，撤銷黨內職務7人次，留黨察看7人次)。

另外，在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通報曝光均屬于通報一類處理方式，共323人次。

宋偉認為，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將問責條例與紀律處分條例結合運用，嚴格執紀，對每一個失責的黨員干部都做到了嚴厲問責并給予相應的紀律處分，發揮了重要的震懾和警示作用。

莊德水說，紀律處分一方面體現執紀的嚴肅性，另一方面體現了監督執紀“四種形態”要求，讓紀律處分成為責任擔當的一種保障。只有科學運用黨紀處分，才能更好地發揮問責的威懾作用，讓問責更具權威性。

制圖/高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