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天津市委組織部制定《部機關黨員干部使用微信“十嚴禁”行為規范》，其中特別提到：嚴禁利用微信群編織“關系網”、嚴禁利用微信接受或贈送可能影響公正執行公務的微信紅包或電子禮券。無獨有偶，浙江省委辦公廳、廣東省紀委省監察廳也分別發布了類似“戒律”，其中包括“不以任何形式進行拉票賄選”“不違規收受微信紅包”等。

黨員干部當如何面對微信紅包？從多地密集發文予以規范的角度來看，其中存在的問題不少，如果不能從根本上遏制這一亂象，微信紅包就有可能成為新的腐敗利器。

事實證明，這并非杞人憂天，而是面對腐敗新形勢的亡羊補牢之舉。有媒體曝光，安徽一糧站副站長為糧販子賣糧提供便利，連收21個200元微信紅包，其后被“雙開”；浙江省天臺縣一村主任自薦人戴某，在微信群中發放60個百元紅包，為自己競選村委會主任進行拉票，其后被刑拘。現實表明，在中央“八項規定”“六項禁令”和反“四風”的重壓之下，明目張膽的利益輸送現象得到遏制，以智能手機尤其是微信紅包為載體的腐敗行為卻與日俱增。

這與微信紅包的特點密不可分：一是物質刺激，紅包的實質就是金錢；二是人情外衣，收發紅包更像是熟人間的感情聯絡。到了行賄受賄者那里，紅包的這兩大特性全都派上了用場：首先，收發紅包的隱蔽性強。既不用事先聯絡、登門拜訪，也不怕外人看到了影響不好，只消動動手指便你知我知了。其次，便于穿上人情世故的外衣。既然都是“朋友”，相互發紅包也是人之常情，加之單個微信紅包最多200元，收幾個紅包似乎也不是原則問題。

果真如此嗎？誠然，微信紅包已成為大眾社交娛樂的調味劑，節假日里更有“無紅包不歡”的景象，但此紅包是彼紅包嗎？顯然并非如此，如果雙方存在特定的利益關系，那么有利益訴求一方的紅包，必然不同于一般的紅包，即使金額很小，即使目前沒有訴求，也難逃瓜田李下之嫌。須知，貪官一開始的墮落，往往也是從一條煙、一頓飯和一箱土特產開始的，無論形式如何演變、包裝如何巧妙，其實質沒有變，那就是掌握公權力的黨員干部能否守住自己的底線：潔身自好的底線、與企業家交往的底線、正確使用權力的底線。

底線不僅寫在黨紀國法的條文中，更應深刻在每個黨員干部的心里。誰是利益相關者，怎樣做會影響公正執行公務，即使沒有明確規定，黨員干部也不可能不清楚。譬如，面對所在單位的監管和審批對象，面對一個系統或單位的上下級，若說彼此間的紅包往來只是因為純潔的友誼，恐怕誰都不相信。如果放任自流，只會影響干群關系、破壞社會公平、影響市場環境，進而不斷蠶食政府的公信力。

個別干部為了自身利益掩耳盜鈴，紀檢監察部門絕不能視若無睹。大數據和電子支付時代，掌握移動終端上的資金往來絕非難事，這就為治理紅包腐敗提供了有利契機。一方面，需要在制度上完善黨員干部的行為規范，明確哪些行為逾越紅線，又會受到怎樣的懲處；另一方面，亟需加大懲戒力度，通過技術手段對違紀違法行為進行監控查處，及時有力地震懾違法犯罪行為。

微腐敗也是腐敗，人情和科技更不是腐敗的保護傘，隨著反腐手段的與時俱進，一個常識將不斷得到重申：網絡不是法外之地，任何腐敗行為都沒有隱身衣和擋箭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