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寫作者都有屬于自己的一片文學土壤，這是他能夠立身的基本條件。這里的“土壤”，既是指生發創作的生活環境，又包括這種創作能夠施加影響的范圍和程度，二者總是相互作用的。今天，時代急遽變化，文學與世界、與讀者的關系也已經發生了巨大改變，這是作家們不得不正視的現實。

某種程度上說，寫作者每時每刻都立足于一片新的文學土地。

就我自己的寫作來說，我講述的仍然是自己感受到的生活故事，它來源于我的世界。從具體的地理范圍而言，是山東半島的東端，即膠東半島。這個半島基本上構成了我個人創作的地理背景，也就是我的狹義的“文學土地”。

那里是我的出生地，我在那里生活了20多年，是現實生活給我觸動最深的一個地方，也是人生記憶最深刻的一個時段。那里有漫長的海岸線，有無邊的沼澤和叢林，有迷茫的海霧和無數的島嶼。從地理環境上看，這里很容易發生一些古怪的故事。

確實，在這里誕生了一位集中體現民間文學意趣的大作家，就是寫了《聊齋志異》的蒲松齡。這是一本盡寫鬼怪妖狐的短篇小說集，在外地人看來想象力大得不得了，但在膠東半島人看來卻只是收集了一些普遍流傳的民間傳說而已，它一直在這個地區口耳相傳，甚至已經化為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屈指算來，我不知不覺地寫了40多年，回頭看連自己都有些驚訝的是，這些文字的地域特征竟然如此顯豁和濃烈。我常寫到的一些故事可以稱為“半島傳奇”。顯然，這絕非一種刻意所為，而是自然而然的流露，是一個人的文化胎記。我不知道在遙遠的異地，我的讀者是否將這些傳奇故事視為“古怪”，但我自己十分清楚的是，它們在那個半島曾經只是普通的日常生活，是它的組成部分。雖然在今天，很多都發生了改變，可是一片土地產生的文化力量，卻不會那么快地消失凈盡。我和半島上的許多人一樣，直到今天仍舊有講述“古怪”的沖動。

這種講述對于當下的意義，講述者足夠清醒地認識到嗎？

顯然，我們每一個寫作者對于這個時代，都會在寫作中以不同的方式給予回應。就我自己來講，我既不想停止，也無法停止那個半島的講述。膠州半島過去的那些故事既遙遠又切近，這其中有的是回憶，有的卻是現實記述，不過所有這一切全都源于一個現代的“我”。這可能是不同于其他人的部分，也是我寫作的意義。

半島自然景觀形成的神秘性，正在隨著現代化的進程而消散。交通與通信手段的發達便捷，更讓那些荒涼迷茫中的島嶼、海霧，遠處的世界變得清晰和切近，我們都知道那里面沒有居住神仙和其他長生不老的異人。當今天的土地大半都為我們所熟悉，土地的奧秘似乎也不存在了。文學土地不僅消除了神秘性，還消除了差異性。那些城鄉街道的建筑、人們的穿著以及其他各方面都越來越接近統一。找到一個稍稍不同的角落，都會引起一陣好奇，它帶來的一點點新鮮感也會讓人興奮不已。不過很可惜，這種新的、沒有被傳媒光顧和放大的東西是非常少的，而且還會越來越少。在很大的一個范圍內，人們所面對的生活內容及信息都是相差不遠的。我們似乎沒有更新的故事講給他人聽。于是在寫作者當中就有了許多探險者和大膽的編造者。前者在現實生活中活動的范圍較一般人更大，于是才有可能將所謂的“化外之地”不斷地介紹給別人。可惜這對于大多數寫作者來說仍然是一條不太可能抵達的道路。后者的寫作則是了無根柢的，因而也是廉價的。

大家不得不面對同一個“地球村”，一塊極其相似的熟悉的土地，因此文學寫作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我們很難以自己的語調，講出唯獨屬于自己的故事。所以這特別要求一個作家時時警醒，既要敞開，不至囿于一個封閉的自我滿足的角落，還要從自身內部產生一種抵抗力，拒絕書寫的同化，以保持看守和捍衛自己這片“文學土地”的清晰邊界。當然，一個作家并非一輩子占據了一片“自留地”就萬事大吉，因為這里既要生長“土特產”，還要接受人類文明的熏陶和營養。

回到我和那個半島的關系。我會固執地認為，我對那里的認識比許多后來接近它的人更多也更深入一些。我知道它的昨天和今天、各種各樣的事件與歷史，包括未來的諸多可能性。我會從它貌似的熟悉中看出陌生，從所謂的一致里看到差異。最重要的是，我有關于它的深長濃厚的傳統記憶，這是永遠都消磨不掉的。比如說，我可以從深海里正在豎起的那個鉆井平臺處，講起那個古代的海神是怎么出沒的；我還可以從一片正在拔地而起的現代居民小區處，指認這里曾經是一片無邊的林莽，這里有一支奔馳的馬隊。而且這絕不是什么想象和編造，而是保留在心史里的確切數據。

我的“文學土地”，由昨天與今天構成，講出這片土地的種種“實情”，將其楔入現代生活的板塊中，這應該是我在今天要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