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黨中央高瞻遠矚,統攬全局,針對當前經濟新常態提出積極穩妥化解產能過剩的經濟思路,打響了化解過剩產能攻堅戰。但煤炭、鋼鐵等勞動密集型高的產業去產能不僅牽涉企業的核心利益與長遠發展,也關乎千萬職工以及他們家庭的生計和命運。實施去產能工作以來,所涉及轉崗、離崗的職工則成為全國政協委員們關注的群體。

我們該如何更好地推進完成去產能?推進的同時,涉及離崗的職工群體就業和再就業怎么解決?5月,全國政協副主席盧展工率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調研組,通過專家座談、基層調研等形式,先后赴山西、河北兩省多地以及多家企業進行深度走訪調研,并就各地取得的經驗、成績進行了全面梳理,存在的問題進行了系統剖析。

6日下午,在全國政協禮堂,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主持第七十次雙周協商座談會。國務院有關部委負責同志、部分全國政協委員、相關領域專家學者一起,圍繞進一步完善去產能企業職工就業再就業扶持政策,明確去產能企業資產債務處置辦法,開辟就業新渠道,擴大職業培訓,營造全社會關心、支持職工就業再就業的良好氛圍等方面建言獻策。

職工就業難,任務依然繁重

改革難免帶來陣痛,如何應對去產能帶來的就業壓力和職工安置問題,成為不容回避的挑戰。

調研期間,委員們得知,山西、河北兩地政府把穩定和擴大就業作為宏觀調控的重要目標,持續發力不松勁。兩地煤炭、鋼鐵企業對于職工再就業也格外重視。

據介紹,在過去的一年里,全年鋼鐵煤炭行業去產能共涉及28個省份和兵團、1905家企業(煤礦),共分流安置職工72.6萬人。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去年結轉的去產能企業職工大部分已得到妥善分流安置。

但是,隨著去產能的推進,分流職工就業再就業難度日益增加。

對于那些依托鋼鐵、煤炭產業興建的資源型城市,產業結構單一,資源枯竭,需要就業安置的職工多、難度大,自身就業吸納能力有限。

而對于去產能企業而言,在第一輪去產能職工就業再就業的基礎上,企業對內部轉崗潛力的挖掘已到極限。

“從現實情況分析,我國經濟轉型升級中的再就業問題,突出的矛盾不是就業規模,而是就業結構。”全國政協委員尚福林認為,由于職業培訓教育發展滯后,“大國工匠”、技工技師嚴重短缺。這種相對就業難的假象,在當前推動職工就業再就業工作中普遍存在。

委員們此前調研時也獲悉:鋼鐵煤炭去產能涉及職工中,性別單一,年齡偏大,文化程度普遍偏低,職業技能水平不高,但隨著產業轉型升級、結構調整加快,需求崗位對勞動力素質要求更高。而另一方面,隨著鋼煤價格的回升,企業去產能意愿走低,職工訴求的增加,去產能分流職工的工作越發困難。

“職工的分流安置不僅僅是去產能期間需要解決的迫切現實問題,也是煤炭行業始終要面對的新常態工作。”山西省副省長張復明介紹說,為減輕煤企開展或委托開展新就業技能培訓的經費支出,在計入成本的同時,不超過工資總額8%的部分,準予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扣除。

全國政協常委徐振寰建議,建立去產能重點地區與東部發達省市對口就業協作機制,開展經常性勞務對接。“同時,把農民工納入失業保險覆蓋范圍,符合條件的納入社會救助范圍,保障困難職工的基本生活,兜住民生底線。”徐振寰說。

企業負擔重,歷史遺留多

有著68年歷史的大同煤礦集團同家梁礦,去年10月全面關停。空曠的礦區內直通礦外的鐵路線,讓人依稀能看到煤礦“黃金十年”給這里帶來的輝煌。而從8年前開始,煤礦的開采成本直線上升。

煤層越挖越薄,利潤越來越低。

產能從2009年的300萬噸,下降到前年14萬噸;從年利潤5.2億元急遽跌至負債14.9億元。而此時的同煤集團面對的市場價格,卻是斷崖式的下跌,每噸煤價格從2009年的600元下跌到2015年280元。

不僅是煤炭,水泥、玻璃等行業也面臨著同樣的境地。

“在鋼鐵、煤炭去產能的過程中,國有企業層面主要面臨的問題,是資產大幅減值在財務上的不好處理;債務重組難度大,職工再就業不容易。”全國政協委員徐念沙表示,由于歷史原因,去產能企業多數存在負債多,責任不清晰的情況。這為安置分流職工的努力設置了種種障礙。

調研中,有企業反映銀行對于去產能行業不新增貸款,并有抽貸現象。此外,多地在推進去產能進程中缺乏市場化、法治化手段解決債務問題的具體操作辦法,也引起了委員們的關注:一方面企業負債率攀升,成本升高,負擔加重;另一方面企業信譽等級下降,融資困難。

委員們認為,應明確去產能企業資產與債務處置辦法。對關停企業銀行債務實行暫時停息掛賬處置的政策,使關停企業所在集團公司有更加清晰的財務預期。對于離崗職工的基本生活保障方面,應建立職工安置資金專用賬戶,與企業的資金相分離。

去產能不僅涉及鋼鐵、煤炭行業的產能結構性調整,還涉及水泥、玻璃等多個行業,其中一些行業民營企業居多。此輪“去產能”過程中,相對而言,民營企業面臨更大壓力。

委員們了解到,“十三五”期間河北省鋼鐵壓減任務90%以上由民企承擔。與此同時,一些企業反映在國企能落實的配套政策,在民企落實很難。例如,根據“內部退養”政策,職工提前5年離崗等待退休期間可獲得相應補助,但大多數民營企業卻很難獨力承擔這筆資金。座談會上,曾經參與調研的全國政協委員王玉鎖建議加大定向幫扶力度,通過更有針對性的措施幫助民企職工平穩過渡。

全國政協委員付志方也認為,針對去產能各行業以及國有企業、民營企業、股份制企業之間存在的差異性,國家相關部委應做好加強分類指導和分類施策,加大支持與幫扶力度,減輕企業負擔。

安置渠道少,亟待多元化

去產能的實質是一次長期的結構調整,一場深刻的技術和管理的變革,需要新的思想解放,新的服務理念。但事實上,對于去產能,有的部門和地方僅僅是簡單理解為壓產量,對去產能工作中的國有企業改革和企業破產處置等工作重視不夠;對于分流職工,多數地方和企業主要采取“安置”辦法,為職工創造、推薦與其能力素質匹配的就業再就業機會辦法不多。

對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破產重組處置,市場化手段如何介入?座談會上,徐念沙的介紹為市場化手段在資源配置的基礎性優勢功能作了最佳解讀。

據他介紹,中國保利集團公司原來有一個能源板塊,面臨著去產能分流人員的處境。今年初,在國資委的引導下,中國保利集團公司將能源整體劃轉給了中煤集團,“待分流人員在中煤的轉崗余地比在保利要大得多,也就無形中解決了職工再就業的問題”。

徐念沙預計,今年保利能源板塊不僅能夠扭虧,而且可以獲得5個億的利潤。“這就是按照市場規律,將優勢資源集中到優勢企業中的體現。”他說。

調研期間,委員們發現,有些地方在去產能過程中職工就業再就業關注短期“甩包袱”,研究安置幫扶政策多;對市場發展需求研究不夠,提供高質量、長期就業崗位扶持政策少。針對服務性企業、新業態崗位需求,缺乏適崗服務。

委員們認為,企業決策層特別是主要領導必須打破瞻前顧后、求穩怕亂的思想束縛,變要我改革為我要改革,克服“等靠要”思想,以敢于啃硬骨頭的膽魄,勇于擔當、主動作為,帶領企業走改革創新之路。

“在振興實體經濟的今天,勞動者的技能素質如不能相應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提升無從談起。”全國政協委員顏輝認為,企業去產能既要正確減員增效,又不能形成新包袱。實現上述目標唯一的出路就是讓市場做選擇。

面對職工技能單一、勞動素養整體偏低的現狀,被市場邊緣化群體的可選項也應該是多元化。比如,探索市場化解決就業安置途徑,發展小微企業、個體經濟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拓展創業孵化基地、眾創空間等安置新通道。

實現職工的就業再就業,職業教育必不可缺。“沒有再就業培訓等再教育環節,員工很難勝任新工作,尤其是從落后產能過渡到先進產能。”全國政協委員管飛認為,再就業培訓立法是再就業培訓穩定、長遠發展的根本保證,是構建勞動者終身再就業培訓體系的法律保障。

委員們的共識是,對于化解過剩產能的進程中,我們必須有一個明確的態度:企業可以不救,但企業職工必須要救;職工再就業,不能推向社會,但必須走向市場。為此,委員們建議,政府有關部門加強引導,以包容的心態,營造全社會關心、支持去產能過程中的職工就業再就業的良好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