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日上午，最高法等五部門在北京召開新聞發布會，對外公布《關于辦理刑事案件嚴格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并回答記者提問。該《規定》共計42條，其中第一條明確，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6月27日中國新聞網）

這是法制進步，還是可貴的法治進步腳印，因為長期以來形成了一種辦案陋習：公安機關接到舉報以后，往往把被舉報人抓來審問，要求被舉報人承認問題。這樣的思維邏輯控制下，辦理刑事案件就容易滑入“刑詢逼供”的泥潭。而長期以來，這種邏輯又一直被不少辦案人員私下當作“辦案經驗”，停不下來，于是刑詢逼供不止，冤假錯案不斷，輿論詬病不已。《規定》明確嚴禁“自證其罪”，從法律源頭剪掉了“刑詢逼供”的“助推器”，必將產生可以預期的效果。

徒法不足以自行，良法貴在執行落實，才能起到“吹糠見米”的效果。那么，如何推動《規定》執行落實呢？首先，思想教育要先行。思想是行動的先導，在這里也適應，所以，只有及時糾正辦案人員的錯誤思維邏輯，才能幫助辦案人員打住強迫涉案對象“自證其罪”的行為。其次，辦案程序要重新修訂，如果以原有的辦案程序約束辦案人員，肯定不匹配，也無法約束司法權力，導致想發落空。第三，監督要嚴厲。刑詢逼供屢禁不止，一個重要原因是監督不力，或者因為人為因素干擾，監督太軟，縱容了刑詢逼供。

那么，監督如何嚴厲？一是法律監督本身要嚴，制度本身不嚴，對強迫“自證其罪”的違法行為無法懲罰，監督則無力，也嚇唬不了辦案人員；二是技術監督要過硬，辦案過程要確保全程錄像，杜絕監控“死角”；三是懲罰違法辦案者不能“人性化”，對違法辦案的同情和原諒，就會滑入放縱強迫“自證其罪”的深淵，不僅導致《規定》成了橡皮筋，也會損害司法公信力，使民眾對法制喪失信心，非常有害。

保障《規定》落實，必須開展地毯式的監督檢查，而不是坐等檢舉，這種“坐”而論道的監督模式早就被公眾所非議，當下出臺新《規定》還是“走老路”，難以取信于民，并導致《規定》執行本身大打折扣，這會被認為執行《規定》缺乏誠意，又是一種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