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天，濟南交警針對路口文明整治大招不斷。其中，針對行人在路口闖紅燈的行為，采用大屏幕曝光的治理形式，曝光內容不光包含視頻，更以高清無碼的照片曝光違規者面貌特征。據悉，此項措施將會持續下去，成為嚴罰行人、非機動車違法的一項常態化處罰。

闖紅燈就要上屏幕曝光，雖然在濟南市是首次使用，但放眼全國并非孤例。上海曾以微信圖文推送的形式，對違規次數較多的行人進行集中曝光；深圳交警開發了“智能行人闖紅燈取證系統”，隨拍隨曝光。在河北石家莊、四川綿陽等諸多城市，這類治理形式也被廣泛使用。與此同時，每當有新城市啟用曝光式治理，就會有人質疑其正當性，而隨著治理效果的立竿見影，更多城市紛紛使用此類治理方式。這種爭議和使用相伴的現狀，構成了曝光式治理的終極之問：到底能不能用，應該怎樣來用？

若集中看對曝光式治理的質疑聲，主要有兩點：第一，侵害個體隱私權，這里指的隱私權主要是指個體肖像權。一般認為，“營利目的”的使用才是侵犯肖像權，曝光式治理關系到的則是大眾利益，因而如果把握好尺度，基本可以排除在外。第二，權力范圍問題。對于行人闖紅燈，《道路交通安全法》規定的罰則是“處警告或者5元以上50元以下罰款”，并沒有曝光執法權這一說。因此，這代表著大家對于公共權力的認真審視：為什么放著好好的罰款規定不執行？

然而，為什么那么多城市對曝光式治理情有獨鐘？雖然法律允許對路人闖紅燈開罰單，但直到2016年7月份，才有地方交警開出第一張罰單，和曝光式治理相比，可操作性和有效性完全不同。從這個角度看，曝光式治理恰恰有其現實意義上的合理性。首先，“羞恥刑”的治理方式早已被證明為行之有效，而且在國外也有不少使用案例，巴黎就用廣告牌模擬剎車聲，然后拍下闖紅燈路人的“表情包”，放在屏幕上示眾；其次，這類治理方式相對于“湊夠一撮人就走，和紅綠燈無關”的過馬路方式而言，心理依據是每個人都覺得法不責眾，而在心理預期上讓某個人丟面子，恰好就能形成各個擊破的效果。

路人闖紅燈是個世界性難題，并不見得中國人更愛闖紅燈。但外國人之所以“不愛”闖紅燈，他們的治理方式可以帶來啟發。從歐美等發達國家的做法看，主要是通過罰款、拘留、與信用掛鉤等方式進行治理，這里主要是因為公共權力的邊界問題。在這種情境下，一種闖紅燈行為和個人信用掛鉤的方式被開發出來，比如在分期付款、貸款利率上做文章等，當前國內一些城市已經將闖紅燈行為與個人評優評先、職業準入、個人信貸、車輛保險等掛鉤，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總之，曝光式治理的方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并不意味著要在法律上賦予其正當性。站在長遠的角度來看，交警部門雖然在事實層面上擁有了這類執法權，但我們更應該將之視為一種臨時性的措施。在將來，應根據路人闖紅燈狀況不斷調整策略，探索更為合理的解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