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以來，國際形勢風云開合、俯仰百變。中東的難民潮、不時發生的恐怖襲擊、土耳其的“再穆斯林化”、歐洲反建制主義思潮風起云涌以及英國脫歐公投等事件漸次呈現在世人面前。在所有令人驚嘆的事件中，美國對外政策的變化無疑受人們關注。

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在世界聯系日益密切的當下，“美國優先”是否可行，正當性基礎又何在？美國學者羅爾斯在《萬民法》說：無論從歷史的觀點看，一個社會邊界的劃定有多么的任意，但政府的一個重要角色，就是作為有效代理人，對自己的領土、人口規模以及土地環境的完整性負起責任。馬克思、恩格斯的終極理想是全球范圍內的“自由人的聯合體”。但他們也強調，在無差別的理想社會到來以前，勞動階級爭取解放的形式首先是民族的，他們的斗爭舞臺是國內。因而，一定意義上的民族主義或者愛國主義是合意的。

然而，當下的國際秩序及全球治理機制萌芽于二戰后期，形成于冷戰期間。無論是布雷頓森林體系，還是聯合國的架構及其運作模式，主要是在美國主導下形成的。雖然它在止息人類紛爭、增進合作和促進全球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本質上是強權政治和大國爭斗的產物。就程序正義而言，它在起點上就是不公正的。平等尊重各民族、各國家的基本權利，在康德看來是人類和平的前提。這一前提不是從經驗事實中導出，而是實踐理性范疇中的道德義務、絕對命令。不然，人類只能停留在霍布斯式的“戰爭狀態”。

為了走出叢林法則統攝的世界，人類需要通過契約建構秩序。世界秩序如果是正義的，那么法則的制定必須體現形式上的平等。對此，規則制定者事先應當忘掉身份，用羅爾斯的話說必須置于“無知之幕”背后，且不能求助于某些宗教、道德學說所宣揚的“善說”。這樣，一個國家中的對外的（合法的）平等，也就是國家公民之間的那樣一種關系。這樣，各方參與制定的法則才是公平的。

戰后國際秩序的型構是一國主導的，其法則是眾多國家“不在場”的情勢下制定的。所以，戰后的國際秩序無論是起點、規則還是過程都存在不對稱性。沒有程序正義，就難以有實質正義。二戰以來，尤其是冷戰以后，借助于全球化和技術進步，世界經濟快速發展，貧困人口數量顯著下降。世界銀行最新的統計數據顯示，1990年以來，全球11億人脫離赤貧。但是，由于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不公正，世界發展呈現極端的不平衡。習近平主席在2017年達沃斯論壇主旨演講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擁有的財富量超過其余99%人口財富的總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發展空間不平衡令人擔憂。全球仍有7億多人口生活在極端貧困中。對很多家庭而言，擁有溫暖住房、充足食物、穩定工作還是一種奢望。這是當今世界面臨的最大挑戰。

國際秩序存在的問題，還帶來了《增長的極限》一書中所描述的人類生存、發展的不可持續性。困境的出現，更多源自于發展和財富分配的不平衡。據美國注冊的全球生態足跡網新近披露的數據，目前全球人均生態足跡為2.7公頃（已超出地球承載能力），而美國的人均生態足跡為9.5公頃。“按美國人均足跡計算，我們需要5個地球才能讓全世界的人都過上美國式的生活”。

《增長的極限》的作者曾經提醒世人，為了避免“增長極限”的到來、實現發展的可持續性，人類必須提高這個世界上窮人的消費水平，同時減少人類總的生態足跡。因此，必須要有技術的進步、個人的轉變以及長期的視野，必須要有超越政治疆界的更高的尊重、關切和分享。

實現這一目標的前提是國際規則和治理機制的合理、公正，它構成了國際秩序的背景正義。背景正義仰賴各民族、各國家、各文明間的平等對話，仰賴對話基礎上的重疊共識。只有背景正義，才能保障《聯合國憲章》所倡導的“尊重人民平等權利及自決原則”“不分種族、性別、語言或宗教，增進并激勵對于全體人類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尊重”。

馬克思指出，每個人都在既定的歷史條件下創造自己的歷史。每個人在創造歷史的過程中所彰顯的推動歷史的力量最終形成一種合力，從而決定歷史進程的方向。我們同樣可以說，每個民族都在各自既定的文化傳承里創造自己的歷史，同時也創造世界的歷史。顯然，國際正義的實現，無論就形式還是內容，都需要羅爾斯所說的“組織有序”的國家，尤其是大國的道義擔當。新形勢下，所謂大國應當明白自己對地區與世界和平、發展有更大責任，而不是對地區和國際事務的更大壟斷。

作者：東華大學人文學院　黃軍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