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樸初老居士（資料圖）

樸老“是杰出的愛國宗教領袖，在國內外宗教界有著廣泛的影響，深受廣大佛教徒和信教群眾的尊敬和愛戴。他佛學造詣極深，《佛教常識答問》等著述深受佛教界推崇，多次再版，流傳廣泛。”作為新中國一代宗教界領袖，他“把佛教的教義圓融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之中；圓融于維護民族和國家的尊嚴，捍衛國家領土和主權的完整，促進祖國和平統一的偉大事業之中；圓融于促進中國佛教界與世界各國佛教界友好交往的偉大事業之中。他充分地論述了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協調的問題，指出：黨和國家從政策上、法律上充分尊重和保護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宗教徒則要愛國愛教，遵紀守法，擁護黨的領導，報國家恩，報眾生恩，積極為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做貢獻。他告誡佛教弟子，佛教的利益必須與人民利益結合起來。我們的生命好比一滴水，只要我們肯把它放到人民的大海中去，這一滴水是永遠不會干涸的。”他“堅決擁護黨中央制定的關于宗教工作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和重要指示，積極協助黨和政府全面正確地貫徹執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加強對宗教事務的管理，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以高度負責的精神，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宗教理論和工作，坦誠提出許多寶貴意見和建議。他積極促進全國各宗教界的團結和穩定。他熱情支持十世班禪為發展藏傳佛教文化，建立藏傳佛教正常秩序，為維護祖國統一，民族團結，反對境外勢力分裂祖國的活動所開展的各項工作。他積極擁護按照宗教儀軌和歷史定制，經金瓶掣簽、報中央政府批準認定的十一世班禪，并熱情關心十一世班禪的培養教育工作。他恪盡職守，殫精竭慮，為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理論與實踐做出了杰出的貢獻”。

毫無疑問，趙樸初是當代中國佛教的奠基人和開拓者。

一、 領導中國佛協，團結三大語系佛教和諧發展

建國之初，樸老和佛教界的高僧大德以及社會上的有識之士就認識到，當時的中國佛教界思想混亂，組織渙散，萎靡不振，猶如一盤散沙，已處于危急存亡之秋，難以適應社會和佛教自身發展的需要，成立一個全國性的佛教團體迫在眉睫。

1952年11月，在北京召開了中國佛教協會發起人會議，會議推選樸老擔任籌備處主任，具體開展籌備工作。1953年5月30日至6月3日，中國佛教協會成立大會在北京隆重召開，樸老作了《關于中國佛教協會發起經過和籌備工作的報告》，指出：“中國佛教協會的產生，表示著新中國佛教徒的大團結，表示著新中國佛教徒弘法利生的信心和熱忱，表示著新中國佛教徒致力于愛護國家、保衛世界和平的共同志愿。”這次會議，選舉圓瑛法師為會長，選舉樸老為副會長兼秘書長。從此，新中國佛教揭開了新的篇章，樸老也正式擔負起我國佛教事業的領導重任，一直到2000年逝世，他一直是中國佛教協會的組織者和領導者，新中國佛教的恢復和復興，每一個重點活動，每一項重大成就，都有他的積極參與、策劃、領導和組織實施，他一生殫精竭慮，努力促進新中國佛教的大聯合、大團結，為社會進步、人民幸福以及世界和平作出了獨特貢獻。

樸老非常重視消除歷史遺留下來的民族隔閡和宗派成見，積極促進漢語、藏語和巴利語三大語系佛教的團結聯合與共同發展。在西藏、云南等少數民族佛教比較集中的自治區和省份設立了中國佛教協會分會，在中國佛教協會理事、常務理事、會長副會長中，少數民族佛教界人士占有相當的比重。樸老與十世班禪大師互相關心，互相支持，建立了十分深厚的友誼，大師圓寂后，樸老十分悲痛，親自主持參加了一系列哀悼紀念活動；樸老親自擔任班禪轉世靈童尋訪顧問小組的總顧問，積極參加了十一世班禪的尋訪認定工作，一直熱情關心十一世班禪的學修與成長，對達賴擅自非法認定“班禪轉世靈童”堅決抵制和反對。樸老對南傳佛教的發展也非常重視，親自到云南主持第一次南傳上座部佛教會議，多次到云南視察指導，發動捐款資助上座部佛教事業，組織護送佛牙舍利赴云南瞻禮。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嘉木樣·洛桑久美·圖丹卻吉尼瑪活佛指出：“中國佛教由漢語系佛教、藏語系佛教、巴利語系佛教組成，這是中國佛教的特色和優勢。三大語系佛教的團結，有利于弘法利生事業。趙會長以三大語系佛教為核心的和睦思想，是我國佛教自身建設的重要內容，也是搞好我國佛教事業的重要條件。”

二、 貫徹落實宗教政策，維護佛教合法權益

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黨中央、國務院對待宗教的基本政策，是宗教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最重要的外緣。樸老對此有充分的認識，在工作中一直積極宣傳，認真貫徹，努力捍衛。

1949年，樸老應邀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與其他宗教界人士一起，參與了《共同綱領》的討論和制定，對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研究和討論尤為認真和重視，會后向佛教界人士進行了認真傳達和積極宣傳。1954年，他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又積極參加了新中國第一部《憲法》的討論和制定。在工作中，樸老對黨的宗教政策認真貫徹執行，使地方各級佛教團體相繼建立，著名寺院得到整修，佛事活動正常開展，佛教文物得到保護，對外友好交流逐步開展，所有這一切，在建國之初極大地提高了佛教界愛國人士的政治地位，調動了全國佛教徒的愛國熱情和參加祖國建設事業、保衛世界和平運動的積極性。

1979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宗教界撥亂反正工作任務尤其繁重。樸老在諸多場合強調，只有采取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對待人們的宗教信仰，才符合宗教產生、發展和消亡的客觀規律以及宗教作為意識形態的特點，才符合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樸老堅持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對宗教問題的許多基本觀點，從理論思想和政策觀點上進行撥亂反正。他指出：宗教作為意識形態來說，首先是一種特定形式的思想信仰，還是一定形態的文化，又是同一思想信仰的人們結成的社會實體。這三個方面構成了“宗教的實在整體”。宗教有其自身產生、發展、消亡的規律，不是人們可以隨心所欲地操生殺之權的。樸老積極宣傳中國宗教的“五性”，即群眾性、民族性、國際性、復雜性和長期性，使人們特別是領導干部對宗教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和態度。

十年“文革”，對于佛教界更是一場浩劫，廟產被沒收，僧人被遣散，佛像、文物、經籍被損毀，滿目瘡痍，百廢待興。改革開放后，樸老親到各地調查研究，具體指導貫徹落實宗教政策，向中央和地方各級領導部門反映情況、提出要求、協調關系，堅決反對和糾正“左”的錯誤，維護佛教界的正當權益，保護佛教名剎和佛教文化，做了大量艱苦的工作，解決了不少突出問題。比如四大佛教名山的佛寺、廣州的光孝寺、蘇州的寒山寺、四川大足的圣壽寺、廈門的南普陀寺、洛陽的白馬寺、開封的大相國寺、深圳的弘法寺、北京房山的云居寺以及南京的金陵刻經處等，都是在樸老的直接關心下恢復的。樸老還始終關注和支持香港“天壇大佛”、無錫“靈山大佛”的建造工作，促成了新中國佛教界的這兩個盛世工程。

三、 積極建言獻策，推動制定宗教政策法規

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制定、頒布的有關宗教方面的方針政策、法律法規是佛教事業得以順利開展的根本保證，也是做好佛教工作的基礎條件。樸老對此非常重視，他認真思考，深入研究，積極建言獻策，提供咨詢，遇到重大原則問題，直言不諱地陳述意見，努力推進宗教立法進程。

1981年6月中央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制定過程中，樸老等宗教界領袖參加了征求意見座談會，就有關宗教問題提出建議，受到中共中央的重視和采納，在文件中對宗教信徒堅持四頂基本原則的要求作了專門規定，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并不要求宗教信徒放棄他們的宗教信仰，只是要求他們不得進行反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宣傳，要求宗教不得干預政治和干預教育”。這一正確規定對保護宗教徒的宗教信仰，正確對待和處理宗教問題，做好宗教工作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影響。

1982年修改《憲法》的過程中，有關部門吸取了趙樸老等宗教領袖的合理建議，恢復了1954年《憲法》第八十八條條文，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同時還規定：“國家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

在起草、制定我國《刑法》的過程中，趙樸老等宗教領袖向有關部門提出建議并被采納，形成了1979年通過的《刑法》中的第一百四十七條，即“國家工作人員非法剝奪公民的正當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侵犯少數民族風俗習慣，情節嚴重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中共中央1982年3月31日頒布《關于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這是一份關于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綱領性文獻，它闡明了新時期對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明確指出：尊重和保護宗教信仰自由，是中國共產黨對待宗教問題的基本政策，要長期的貫徹執行。這份文件的出臺，標志著中共中央在宗教工作方面實現了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在其制定過程中，樸老經過深入思考，寫信給當時擔任中共中央主席的胡耀邦和其他領導人，提出不少意見和建議供參考，多為中央所采納。

1990年6月，中央就《中共中央關于加強統一戰線工作的通知》稿征求宗教界人士的意見，趙樸老就“宗教信仰自由的提法”、“堅持政教分離的原則”、“正確認識和處理宗教問題”、“愛國宗教團體的作用”、“調動宗教徒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積極性”、“無神論宣傳”等問題闡述了意見并提出修改建議。

1990年年中，中共中央、國務院對宗教工作全局性問題進行研究，起草相應的文件，籌備召開全國宗教工作會議。趙樸老先后三次就當前宗教工作的重大原則性問題提出系統的書面意見，很大程度上被后來出臺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問題的通知》所采納，其中某些重要表述基本是按照趙樸老的修改意見寫的，得到中央和國務院領導的高度肯定。

新的歷史時期，樸老認為“解決宗教立法問題刻不容緩”，“沒有宗教法而起草宗教的行政法規是舍本逐末。”他還與丁光訓主教共同起草了一份《宗教法建議草案》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供制定《宗教法》時參考。

趙樸初居士與韓國代表宋月珠長老、日本代表中村康合影（資料圖）

四、 提倡人間佛教，引導佛教與現代社會相適應

何謂“人間佛教”？樸老的解釋是：“人乘、天乘、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這叫五乘。其中后三種叫出世間法，教理深奧，比較難學；前二種叫世間法。世間法是世人易學而能夠做到的也是應該做到的，前人名之為人間佛教。人間佛教主要內容就是：五戒、十善。”

人間佛教是樸老佛學思想的核心內容，是他領導中國佛教建設的指導思想。樸老在1983年12月中國佛教協會第四屆理事會第二次會議的報告《中國佛教協會三十年》中正式提出提倡人間佛教思想，得到與會人員的一致贊同，從此，這一思想成為中國佛教的指導思想。

樸老特別強調，人間佛教雖是現代中國佛教所大力倡導，但其根源，遠在釋迦牟尼的思想之中，既是佛陀的本懷，也是大乘佛教的一貫傳統，也就是說，有其宗教性的最根本的依據。佛陀的人間佛教精神，體現為慈悲濟世，所以佛說：“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凈其意，是諸佛教。”提倡人間佛教的目的在于實現人間凈土，也即“莊嚴國土，利樂有情”。樸老認為實踐人間佛教，就要實行菩薩行，“菩薩行總的來說是上求佛道，下化眾生，是以救度眾生為己任的……只有利他才能自利，這就是菩薩以救度眾生為自救的辯證目的，這就是佛教無常觀的世界觀和菩薩行的人生觀的具體實踐，這也是人間佛教的理論基礎”。樸老還經常引用《六祖壇經》“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來說明佛法與世間的關系，教育中國的佛教徒，提倡人間佛教，擔當起新時期的人間使命。

樸老明確指出，中國佛教要發揚“三個傳統”，即農禪并重，注重學術研究，國際友好交流；佛教徒要愛國愛教，“愛教同愛國是統一的，是和諧一致的。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沒有國，哪有教？”；佛教徒應該積極參加祖國的社會實踐活動，服務社會，利益人群，跟上時代的步伐，為祖國的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樸老教導佛教徒要“知恩報恩”，報國家恩、眾生恩、父母恩、三寶恩。

1983年以來，由于樸老對人間佛教的努力倡導和扎實實踐，由于全國佛教徒的共同努力，佛教的人間化取得了很大成效。人間佛教思想作為中國佛教發展的指導方針已成為中國佛教協會各級組織和廣大佛教徒的共識；培養了一大批能夠貫徹人間佛教思想的佛教人才，開拓了佛教文化事業和教育事業的新局面；積極支持社會福利事業、公益事業和救濟工作，如抗洪救災、捐資助學、扶貧助弱等，成績顯著；個人的佛法修行與利他行為以及社會建設相結合，拓展了新時期佛教追求的思想境界，豐富了佛法的內涵和實踐空間，使新中國的佛教煥發出勃勃生機，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贊譽。

五、 重視佛教教育，培養傳燈人才

樸老一直非常重視佛教人才的培養和教育，他在很多場合大聲疾呼：佛教當務之急，第一是培養人才，第二是培養人才，第三還是培養人才。他認為，中國佛教的恢復和發展，需要大量在思想、修行、文化素養和工作能力方面稱職的佛教人才。在他的領導和大力推動下，佛教教育事業有了很大發展，教育質量有了較大提高，各級佛教院校培育了一批較高素質的僧才，為新中國佛教事業的發展輸送了一批中堅力量。

1955年中國佛教協會決定成立中國佛學院，樸老和周叔迦居士負責具體籌備事宜。1956年9月，中國佛學院正式成立，設有專修科、本科、研究班和研究部。宗旨是培養熱愛祖國、擁護和平、具足正信、能發揚佛教優良傳統的僧伽人才；1966年“文革”開始被迫停止。八十年代在樸老的領導下，中國佛學院恢復并進行了擴建，樸老親自兼任院長，更是倍加關懷中國佛學院的工作和建設，歷屆開學和畢業典禮，他都要親自參加并講話，勉勵學僧努力學修，勇猛精進，擔當弘法利生的重任。樸老還與各方面協商，在南京棲霞寺和蘇州靈巖山寺開辦了兩所中國佛學院分院。中國佛學院及其分院培養了大批愛國愛教、德才兼備的法門龍象。在辦好佛學院的同時，樸老還推動建立佛教文化研究所，兩者相輔相成，普及提高。他親自撰寫《佛教常識答問》一書，看似通俗，實很奧妙，是一部“入藏之作”，深受到廣大的僧俗兩眾和佛教研究人員的歡迎。

1986年和1992年，樸老親自主持，先后在北京、上海召開了兩次全國漢語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談會，總結和交流佛教教育工作的經驗教訓，提高認識，統一思想，改進措施，對推動全國佛教教育事業協調、健康發展起了重要作用。各地相繼成立了不同層次的佛教院校和短期培訓班、進修班，有些大學與佛協合作，開設了宗教學系，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巴利語系佛學院、尼眾學院等也成立起來，一些優秀的學僧被選派到國外留學深造。如此多種形式多條渠道培養佛教人才，形成了十分可喜的局面。

樸老非常愛惜人才，重用人才。八十年代開始，他推薦、派遣學養深厚的法師和居士如傳印、姚長壽、圓輝、凈因等“五比丘”等出國留學，對他們在國外的學習生活情況親自關心，學成歸來都安排在合適的崗位上，盡量做到人盡其才。樸老敢于破格使用人才，如支持年僅24歲、研究生在讀的學誠法師回福建莆田廣化寺擔任方丈。由于樸老的愛護、培養和提拔，不少青年僧人走上領導崗位或擔負重要職務，為中國佛教注入了新鮮血液，接下了老一輩高僧大德手中的法炬，紹隆佛種，續佛慧命，使中國佛教事業不斷向前發展。

六、 繼承優秀文化傳統，大力弘揚佛教文化

佛教自公元一世紀傳入中國以來，廣泛流傳，與悠久的中國文化相結合，產生了豐富多彩的中國佛教文化，佛教文化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相當長的時期，由于對佛教的隔膜，或是由于對馬克思主義的宗教理論的片面理解，或受極左思想的影響，不少不能正確地看待佛教，甚至將佛教與迷信等同起來，最常見的是將佛教作簡單化的理解，認為燒香磕頭、求神拜佛就是佛教。在很多場合，樸老極力加以廓清，再三強調指出“佛教是文化”，還反復轉述毛主席、錢學森、范文瀾的話加以印證。他親自撰文論述佛教和中國文化的關系，指出佛教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很重要的組成部分，佛教文化已經滲透到中國文化的方方面面。例如，很多常用語言如“世界”、“實際”、“境界”、“覺悟”等等，本是佛教的語言；數千卷梵文翻譯過來的經典，本身就是偉大、富麗的文學作品。佛教對中國文學、哲學、繪畫、雕塑、音樂、天文、醫藥等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樸老的這些論述，有力地糾正了認為“佛教是迷信”、“中國傳統文化就是儒家文化”的偏見，對確定佛學在中國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有著十分深遠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樸老一直用很大的精力抓佛教文化事業建設，大力保護、挖掘和弘揚佛教文化。例如挖掘、整理和拓印房山石經，編寫《中國佛教百科全書》，出版中文版《中國佛教》，恢復金陵刻經處，補刻《玄奘法師譯撰全集》，出版各種佛教文集，舉辦佛教美術藝術展覽，成立中國佛教圖書文物館，重印《清藏》、攝制影片《佛教在中國》等。1987年成立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加強教內外學者的聯系，積極開展佛教學術研究和國內外佛教學術交流，出版學術專著，編印學術年刊《佛學研究》及普及刊物《佛教文化》、《法音》等。樸老關心重要的寺廟及其建筑、寶塔、石窟、佛像、經籍、字畫、法器等等，協調與文物部門的矛盾，使諸多佛教文物得到妥善安置，并發揮出其獨特的積極作用。對靈光寺的佛牙舍利和法門寺的佛指舍利，樸老更是傾注了大量心血，在黨和政府的支持下，重新建塔供奉，供國內外信眾朝拜瞻禮。樸老多次親自護送佛牙舍利、佛指舍利到國外瞻禮，受到隆重歡迎，促進了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友好交流。

樸老自己的書法、詩詞曲、對聯也是新中國佛教文化中的一朵奇葩。祖國大地的名山古剎、名勝古跡，乃至一般的寺宇、殿堂、碑塔，幾乎隨處可見樸老的墨寶，成為一道道靚麗的風景。樸老的諸多墨寶還走出國門，被國外高僧大德和國際友人保存和收藏，成為和平友誼的見證和文化交流的特殊“使者”。

七、 慈悲喜舍，支持慈善公益事業

樸老解放前在上海時即積極投身慈善事業，曾擔任上海慈聯救濟戰區難民委員會常委兼收容股主任、上海凈業流浪兒童教養院副院長、上海少年村村長，以其慈悲濟世的偉大精神和大量具體而繁重的慈善救濟行動獲得了廣泛贊譽。

中國佛教協會成立伊始，樸老等佛教領袖即大力提倡佛教界從事慈善公益事業，包括賑災濟困、施醫送藥、修橋鋪路、植樹造林、捐資助學、辦養老院、恤貧助殘、放生、救助野生動物等。各地佛教徒積極響應，涌現了一批扶危濟困、捐資助學、植樹造林的模范僧尼。

樸老擔任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后，自己更是率先垂范。1984年3月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成立，樸老欣然擔任名譽理事并捐贈福利基金；1986年3月全國宗教界贊助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募集書畫展覽，樸老親為《書畫功德集》作序；1984年，樸老書寫兩幅墨寶義賣支持修復長城；1985年5月，樸老將自己在日本獲得的“庭野和平獎”獎金捐出2萬元人民幣支援非洲難民；1988年11月，樸老捐款1萬元救濟云南遭受地震災害的佛教弟子；1998年1月，樸老向張北地震災區捐款10萬元；1998年夏天發生特大洪災，中國佛教協會在廣濟寺舉行書畫賑災義賣周活動，樸老親書六幅墨寶，并捐出積蓄10萬元，由此揭開了全國佛教界大規模賑災活動的序幕……

樸老為故鄉的脫貧致富也費盡心力。八十年代開始，他多方奔走，聯系發展資金，并一次次拿出個人積蓄，用于建設醫院、學校、扶貧濟困。1991年，安徽發生特大水災，樸老向海內外募捐達數百萬元，交給家鄉太湖，以助賑災。1990年，樸老以母親“拜石”的別號捐款在故鄉寺前鎮設立“拜石”獎學金，此后每年續有捐獻，并于1998年將這一獎項擴大到全縣，“用以培植掌握科技振興家鄉之人才，以報答先母愛念鄉人子弟之遺意”（《冰玉影傳奇·引言》），并作《拜石贊》詩一首。1994年5月，“北京振興太湖縣聯誼會”成立，樸老欣然擔任名譽會長。

八、 加強港澳臺聯誼，促進祖國統一

香港、澳門、臺灣佛教與中國大陸佛教有著同根同源的法誼親情，八十年代以來，樸老對加強與港、澳、臺佛教界的交往非常重視，在他的積極倡導和精心組織下，兩岸四地佛教界開展了多方位、多渠道、多形式、多層次的聯誼工作，互相交流，互相支持，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樸老十分支持香港建造“天壇大佛”。1986年7月，中國佛協成立“香港天壇大佛造像隨喜功德委員會”，樸老擔任主任，號召內地佛教界積極資助。樸老還推薦、促成了技術先進、力量雄厚的中國航天工業部承建項目工程，親自參加建造過程中的一系列活動，作詩填詞贊頌“天壇大佛”，傾注了大量心血。

樸老支持香港佛教界迎請北京佛牙舍利赴港供奉。佛牙舍利是佛教的神圣信物，迎請佛牙舍利赴港供奉瞻禮是香港佛教界長期以來的心愿。香港回歸后，樸老覺得這一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促進祖國統一和維護社會穩定的時節因緣已經成熟，征得相關領導和有關部門的同意，1999年5月，他以92歲高齡親自護送佛牙舍利赴港供奉，主持儀式，發表講話，同香港佛教徒共享法喜，令香港同胞十分欣喜和敬佩。樸老還借此機會訪問了澳門佛教總會。

樸老重視與臺灣佛教界的友好交流。1980年6月，樸老在曼谷出席“世宗和”常務理事會期間，主動打電話給他的舊友、臺灣佛教領袖白圣長老歡敘友情，邀請長老回大陸參觀訪問。1981年11月，樸老在《法音》上撰文表示：“臺灣佛教界的許多長老大德是從祖國大陸過去的，他們離開祖國大陸三十多年了，對祖國各地名山大寺一定懷有深厚的感情，對大陸的佛教弘傳事業也一定十分關心。我們隨時準備歡迎臺灣佛教界的大德長老、法門兄弟回來朝禮名山圣跡，探訪師友親朋，交流弘法經驗，增進相互了解。”（《熱烈擁護葉劍英委員長的談話》，載《法音》1981年第4期）自此，開啟了與臺灣佛教友好交流的大門。

1989年春，星云大師作為第一個正式率團訪問大陸的臺灣佛教界高層領導人，在樸老的精心安排下，受到了國家領導人的熱情接待和佛教界的盛大歡迎，在國內外產生了很大影響，成為海峽兩岸佛教友好交流的一個良好開端。1994年9月，當代佛學泰斗印順法師以88歲高齡來內地訪問，受到樸老的熱情接待。1998年，樸老又應臺灣玄奘大學的請求，批準贈送一枚玄奘大師頂骨舍利給該校作為鎮校之寶供奉。數十年來，兩岸佛教交流、慈善賑濟活動日益增加。

樸老始終關心祖國的和平統一大業，對破壞祖國和平統一事業的言論和行為予以堅決斗爭。1999年7月，李登輝公然鼓吹“兩國論”，耄耋高齡、久臥病榻的樸老鄭重發表談話，嚴厲譴責李登輝的謬論。在他生命垂危時，還念及臺灣的老友故舊，心系祖國統一。

九、 開展國際交流，維護世界和平

樸老是一位杰出的和平使者，發揚國際友好交往的佛教優良傳統，積極參加國際和平組織，開展同亞洲以及世界各國佛教界的友好交往，宣傳中國佛教，宣傳中國社會的建設與發展，增進了解，倡導和平，使佛教發揮了不可替代的民間外交的積極作用，為加深中國人民同世界人民的友誼，為維護亞洲和世界和平作出了貢獻。

1951年，樸老代表中國佛教界主動送觀音像給日本佛教界，打開了中日民間友好交流的大門。隨即，日本佛教界發起了護送中國二戰時期在日殉難的勞工及烈士名簿、骨灰歸回祖國的活動，“日中不戰之誓”簽名運動。1962年，樸老倡議中日佛教界共同紀念鑒真和尚逝世1200周年，兩國佛教界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紀念活動，廣泛宣傳中日友好傳統。1980年，他推動和組織了鑒真和尚塑像回中國探親活動，此行轟動日本朝野，轟動中國，成為佛教史上的美談。樸老還參加了中日友好邦交正常化協議的簽訂。1993年，樸老提出佛教中日韓三國友好交流“黃金紐帶”的構想，得到韓國和日本佛教界一致認同，輪流在中國、韓國和日本召開三國佛教友好交流會議。2001年，樸老逝世一周年之際，中日韓三國佛教界人士專程到太湖縣植樹造林以資懷念。

1961年3月，樸老赴印度新德里出席世界和平理事會，會前應邀參加泰戈爾誕辰一百周年紀念大會，當場義正詞嚴地駁斥了某些反華勢力突然發動的惡意攻擊，其維護國家尊嚴的舉動，贏得場內一片掌聲和各代表團的熱烈祝賀，陳毅副總理也給予了高度評價。

數十年來，樸老多次以團長身份出席“禁止原子彈、氫彈，保衛和平”的大會，多次護送佛牙舍利、佛指舍利到緬甸、斯里蘭卡、泰國供奉，多次出訪東亞、南亞、東南亞和西方國家，無數次熱情接待外國佛教訪華團、華人華僑佛教徒，積極促成在國外建立第一座中國寺廟——尼泊爾藍毗尼中華寺。

20世紀后半葉，隨著世界格局和國際形勢的變化，世界各宗教開始進行對話與合作，加強宗教在維護世界和平中的作用，中國宗教界積極參加國際和平組織，樸老先后被推選為“世界宗教者和平會議”副主席、“中國宗教界和平委員會”主席、“世界佛教徒聯誼會”第一副主席，為亞洲和世界和平積極奔走，并因功勛卓著，獲得日本“庭野和平獎”、“傳道功勞獎”及“世佛聯”授予的最高榮譽獎章。

綜上所述，趙樸初先生雖未剃度，心已至誠，自新中國成立不久即被中央選調到北京做全國佛教工作，近半個世紀，恪盡職守，殫精竭慮，為當代中國的佛教事業做出了杰出貢獻，僧尼可鑒，信眾可鑒，世人可鑒，歷史可鑒。他是當代中國佛教事業的奠基人和開拓者，是當代中國佛教第一人，是當代的維摩詰，是悲智雙運、功德無量的“無盡意”菩薩。（宗性法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