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中國之聲報道了2012年遼寧“8·4洪災”中，鞍山市岫巖滿族自治縣瞞報洪災死亡人數，實際死亡38人，當地僅上報死亡5人、失蹤3人。而與岫巖縣一山之隔的遼陽市遼陽縣日前被曝光在洪水災害中也瞞報死亡人數。《遼寧日報》當時在報道《戮力同心遼陽救災初戰告捷》稱：“沒有一人因災傷亡，財產損失也降到了最低，抗洪救災初戰告捷。”實則有7人因洪水死亡或失蹤，其中3人至今未找到遺體。

數字，讓遼寧屢屢而成為頭條。去年8月，遼寧經濟數據造假，被中央巡視組再次點名，巡視組進駐后GDP斷崖式下跌；之后，就是這場災害中兩地瞞報傷亡情況。情況不同，但其邏輯起點或有共通之處：數字，成了治理的“全部目的”，掌握了對數字的提供與解讀，也就掌握了好壞是非的定義能力。

數字本身是中性的，歷史學者黃仁宇在《萬歷十五年》中曾提出一個“數目字管理”的概念，也曾引過發對定量、精確的治理體系的思考。但數字作為一種技術手段，還需與思維認知、制度演進的進程同步。技術，是需要通過制度來固定的，否則，數字就有可能脫離信號屬性，異化為治理的“目的”。

就以瞞報災情為例，這是一個在古裝片中經常能看到的劇情，時至今日，依然在上演。數字凸顯了上下溝通渠道的斷裂與錯位，數字為當地顢頇作風所壟斷，而民眾需要救濟的呼聲不能上達。政治信號傳遞系統被人為破壞了，那么之后所有的救助，都可能因為初始的信號錯誤，發生偏差。

甚至為了維系“數字”，可能還必須輔以其他超常規手段，重重疊加，保衛數字。由此，也就不難理解，何以2012年人命關天的事故，記者通過走訪就能查清的情況，卻在4年之后才被公之于眾。

通過個案要追問的是，這套數字報送的機制，問題究竟在哪？形成了多少年了？在時間段里，有無實質的改進？這些需要得到準確的回答，社會治理的改善程度，才能清晰可見，才談得上讓民眾在生活中感受出來。

數字不能圍著政績轉，通過對數字的扭曲，災情變成了勝利，消逝的生命成為了沒有傷亡的“奇跡”，本該精確的數字，面貌卻極為模糊。相反，應當圍繞著數字，建立重重規章制度，過濾所有的干擾。所謂“數目字管理”，并非只是精確到小數點后多少位，而是這一數字本身是可驗證、可質疑的，并在反復校準中形成準確的信號。否則，數字就會成為偷懶的捷徑，演變成治理意義本身，當治理不了問題，就一本正經地治理數據了。

可以說，在現代社會，數字可謂是最為精確的治理度量衡。但在制度演進的過程里，數字不能只是為政績鑲金鍍銀，來驗證“進步”。它本身就得體現出“現代性”，它是現代制度運行下的產物，獨立而客觀：再小的傷亡，也能得以體現，再難看的數據，也是生存狀態的真實反映。由此，它也是有溫度的，因為真實，所以指向了效果可以預期的改進路徑，而指向未來，才談得上“進步”。

在新聞中，有一幅照片，數十位村民按手印證明一位村民的死亡。其實，得出數字有多難，也是當地政府在塔西佗陷阱里陷入有多深。而要想從這個陷阱里爬出來，其難度比幾十個手印更是難上加難。這張照片，當為一地的主政者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