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下的中國，減稅降費無疑是最受歡迎的詞匯之一。提起減稅降費，從政府官員到學界精英，從企業家到普通百姓，幾乎無人不為之叫好，也幾乎無人不以規模最大化作為追求目標。的確，在經濟下行態勢未變且仍趨嚴峻的情勢下，相對于擴大投資、增加支出的傳統宏觀經濟政策操作，減稅降費當然是最契合于經濟發展新常態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選擇。

問題是，如何才能將減稅降費落到實處？

認識到稅費收入終歸是支撐政府支出的財源基礎，在不考慮經濟發展新常態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背景下，一般意義上的減稅降費可以有三種選擇：

其一，政府支出規模不變，對稅費收入做結構性調整。比如減費增稅，或者減企業稅、增個人稅，減間接稅、增直接稅等，都是可以達到減稅降費目的的。只不過，這樣的操作，減的不是稅費總量，而是此減彼增，減增互抵——以稅費總量不變為前提，在減少一部分稅費收入或減輕一部分人稅費負擔的同時，增加另一部分稅費收入或加大另一部分人的稅費負擔。

其二，政府支出規模不變，減稅降費與增列赤字、增發國債并行。減稅降費之后的收入虧空，以增發國債方式填補。減少多少稅費收入，就增列多少赤字并相應增發國債。這實際是政府有償性融資方式和無償性融資方式的相互替代，政府支配和占用的資源總量不因此發生變化。

其三，政府支出和稅費收入一起減。以削減政府支出為減稅降費騰挪空間，減少多少稅費收入，就相應削減多少政府支出。既不涉及稅費收入的結構性調整，也無須涉及融資方式的相互替代，政府支配和占用的資源總量將因此而有實質減少。

將減稅降費置于經濟發展新常態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背景之下，并且以實際效應優劣作為上述選擇的排序標尺，便可以看到：

排在第一位的當屬第三種選擇，即政府支出與稅費收入一起減。這是因為，只有減稅降費與削減政府支出聯動，才屬于真正意義上的減稅降費。一方面，只有如此操作，才可落實于資源配置權的實質讓渡，從而才有可能發生資源配置格局有利于企業一方的變化。另一方面，也只有如此操作，才可保證降低企業稅費負擔的可持續性——在減輕當期企業稅費負擔的同時，不因此而加大未來的企業稅費負擔。換言之，只有政府支出與稅費收入一起減，才是真正契合經濟發展新常態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減稅降費操作。

排在第二位的應是第一種選擇，即在政府支出規模不變的條件下，進行稅費的結構性調整。這樣做的好處，就是可以兼容降低企業稅費負擔和稅費結構優化兩個目標。拋開降低企業稅費負擔對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意義暫且不論，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啟的本輪財稅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在穩定稅負的前提下“逐步增加直接稅比重”。鑒于直接稅比重的增加意味著間接稅比重的減少，兩者之間的此增彼減又意味著自然人稅費負擔的增加和企業稅費負擔的減輕，從而契合稅費結構優化、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目標，故而，如此操作雖不會帶來稅費總量的實質減少，但對于降低企業稅費負擔和推進本輪財稅體制改革，可起到一箭雙雕的作用。

排在第三位或說是最差的是第二種選擇，就是通過增列赤字、增發國債方式支撐減稅降費。那樣做的壞處，就是既不能由此調整資源配置格局，也無助于給企業降低稅費負擔。因為，一方面，雖然表面上當期的企業稅費降低了，但從長周期的角度來看，由增發國債所帶來的利息支出總會疊加到未來的政府支出規模之上，政府支出又總要通過稅費的征收加以彌補，從而肯定要添增未來的企業稅費負擔。另一方面，政府的資源配置權并未實質讓渡，資源配置格局亦不會發生有利于企業一方的變化。不僅如此，更為關鍵的是，如此操作既無異于以往刺激需求的減稅操作——系總量性調節且著力點落在需求側，亦有悖于降低企業稅費負擔的初衷——企業成本不降反升，還會徒增當前以及未來的財政風險。注意到中國的財政赤字歷來有名義赤字和實際赤字之分并將主要注意力放在實際赤字上，從而對匯總全部政府收支之后的赤字做一個全口徑評估，就會發現，其實當前我國的全口徑赤字水平已經到了不能不有所警醒、不能不嚴加控制的時候了。

（作者：高培勇，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經濟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