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定無疑的是，各國要在新的形勢和環境下，結合解決當前發展所面臨的深層次結構性矛盾的需要，對自身未來發展進行謀劃。這一過程中，各國既要謀劃好自身發展，也應攜起手來，站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共同對全球發展進行統籌謀劃。

在謀劃全球未來發展方面，中國政府做了積極的探索，履行了一個人口大國和經濟大國應盡的責任。

2013年3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首次提出人類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的重大判斷，之后又多次對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闡述，并逐步提出共建“一帶一路”的倡議。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2016年9月的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上，中國與其他國家共同勾畫了“二十國集團創新增長藍圖”，倡導通過支持創新、新工業革命和數字經濟，推動結構性改革，提升生產力，創造就業，釋放新的經濟潛力；同時，明確承諾，支持發展中國家利用科技創新、新工業革命和數字經濟的機遇，制定相關戰略和計劃，推動包容性發展。

當前，優化全球治理體系最大的難點在于，一方面，隨著各國經濟力量對比格局的變化，一些發展中國家對全球性議題發言權的訴求日益強烈；另一方面，原有治理體系下所形成的利益格局難以撼動。在優化全球治理體系的過程中，一些國家應舍棄舊有治理體系下所獲得的不當利益，把人類共同利益放在更高的位置上，為全球發展創造更好的制度條件。

在完善多邊貿易機制方面，各國特別是大國要堅定維護世界貿易組織的權威，繼續發揮這一組織在促進全球貿易和投資中的作用。要堅持開放的區域主義，把區域性的貿易安排作為新階段經濟全球化的一部分，而不能使之成為一種超國家的、空間范圍更大的排他性安排。在全球金融協調方面，主要大國要加強合作，強化全球金融風險的識別、預警和處置機制。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多邊金融機構之間要在信息、資金和技術等領域展開更加密切的合作，在平衡南北發展方面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

當前，結構性改革，無論是對世界經濟格局，還是對發達國家乃至包括新興經濟體在內的發展中國家，都是一項重要而緊迫的任務。各相關國家應根據自身結構性矛盾的性質和規模，以及基本國情、基本經濟制度和發展所處的階段，制定和實施相應有效的政策，盡快化解結構性矛盾，走出困境，謀求新的發展，為世界經濟的復蘇作貢獻。

目前，中國正在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旨在通過“三去一降一補”和深層次的體制改革，優化經濟結構，建立供給結構能夠更好地適應需求變化的長效機制。2016年，中國的結構性改革取得了階段性成效。2017年，我們將按照既定部署繼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值得強調的是，我們所進行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同于一般的短期政策，而是從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這一長遠目標出發，對經濟結構進行深度調整，重點要抓住與供給側相關的體制機制改革，加大調整有礙于市場對配置社會資源發揮決定性作用的相關政策規定。這種改革，不是皮膚之痛，而是“傷筋動骨”，是要準備付出沉重代價的。例如，為了去產能，必須承受巨大的失業壓力，必須花費大量資金安置下崗職工；去杠桿，必須承擔由此可能產生的金融風險等。但這也是結構性改革必須付出的代價。既然不可持續，就必須早日實現轉變，長痛而衰不如短痛重生。

推進結構性改革，還要發揮企業的主體作用，特別是要發揮跨國公司的積極作用。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組織發布的《2016世界投資報告》，從1990年到2015年，跨國公司海外雇員從2145萬人上升到7951萬人，海外資產總額從4.6萬億美元上升到105萬億美元，跨國公司在全球生產、技術變革、產業革命以及南北平衡發展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對各國發展的影響也越來越大。跨國公司要充分利用全球創新資源，提升自身的技術創新能力，研發全球產業升級所需要的技術，加快其創新成果的擴散和應用；也要利用其跨國經營的生產優勢，在與相關國家政策溝通和政策協調過程中發揮“橋梁”作用；還要深度融入東道國經濟，在東道國經濟結構調整中發揮特有作用。

（作者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本文為其在2017年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的演講，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