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依次為范迪安、馮遠、徐里、許江、施大畏人物速寫，蔡華偉繪

主持人：徐  里（中國美術家協會分黨組書記、常務副主席、秘書長）

對話人：馮  遠（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

許  江（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中國美術學院院長）

范迪安（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中央美術學院院長）

施大畏（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上海市文聯主席、上海中國畫院院長）

以古為鑒，可知興替。當美術把歷史這面鏡子豎在我們面前時，它就折射出了一個民族的精神圖譜，照見了中華民族從五千年浩瀚煙云中走來的苦難輝煌。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歷史題材美術創作更是擔負著重塑國家和民族形象的重任，美術家們以此凝聚社會共識、促成民族認同，團結社會各界，共筑中國夢。

“丹青之興，比雅頌之述作，美大業之馨香。”在迎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時刻，如何認知中國美術重大歷史題材創作的來路與去向，它究竟具有怎樣的社會意義和藝術價值，創作上有哪些令人矚目的關鍵和規律？我們邀請中國美術界幾位權威人士一探究竟。

——編  者  

核心閱讀

盛世修史、丹青繪史，以濃墨重彩的畫筆來彰顯具有5000年文明歷史的民族精神、輝煌成就、創造成果和杰出人物，是一項需要我們持續努力才能達成的文化基礎建設事業

藝術家想用一張畫、一件雕塑表現歷史的多元性，需要通過典型性手法創造性地塑造歷史，可能一個人物表情、一個眼神就已經蘊含了多種歷史的暗示

國家在日益強大之時，更需要我們建立自己的文化傳承體系，樹立中華民族的歷史觀，自信地面向世界，在國際語境中建立自己的話語體系，講好中國故事

我們還原歷史的嘗試不過是要把人們帶入歷史的真實情景中去思考歷史。在這歷史表象的背后，不僅是一個民族悲愴的記憶，還有“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的警鐘長鳴

主題性創作或者說重大歷史題材創作，是用繪畫語言再現歷史、傳承歷史的重要手段。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家先后開展過幾次革命歷史題材創作，參與的畫家包括王式廓、羅工柳、董希文、石魯、靳尚誼、詹建俊等，留下了《開國大典》《轉戰陜北》《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壯士》等重要作品。此后，中國美術創作一度進入個性化語言發展階段，這個時期也成長起來一批新的重要畫家，為組織新的主題性創作培養了畫家隊伍。

近年來，我們重新啟動中國美術重大歷史題材創作，先后組織了“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美術作品展”“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美術作品創作展”“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全國美術作品展”“中華文明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等。這些展覽是新中國成立以來規模最大、參與人數最多的大型美術展覽，涌現出一批精品力作。即將到來的黨的十九大、建黨100周年等一系列重大活動為藝術家提供了更多時代命題，這又將是一項振奮人心的美術創作工程。

偉大時代需要“盛世修史”

徐里：在西方，歷史性的主題繪畫比比皆是，而在國內，雖自唐宋便有記錄市井階層生活和皇帝出行、大典的繪畫，但鮮成規模。“歷史畫”或者說題材性繪畫，有著以圖證史和以藝詠史的特殊職能，所以，我們現在有義務也有責任把主題性繪畫創作做好。

范迪安： 現代意義上的歷史性主題創作最早產生于古羅馬，主要是指以重大歷史事件為題材的繪畫，又稱為“歷史畫”。對于“歷史畫”，我們至少需要從三個方面來理解它：一是意識形態性，即歷史畫背后都隱含著某種思想觀念；二是歷史真實，歷史畫中包含著過去發生的某種事實，如何看待歷史、還原歷史需要藝術家去研究和發揮創造性，從藝術語言來看，需要一種“寫實性”的創作；三是典型性，藝術家想用一張畫、一件雕塑表現歷史的多元性，需要通過典型性手法，創造性地塑造歷史，可能一個人物表情、一個眼神就已經蘊含了多種歷史的暗示。在西方博物館里，最引人矚目的也正是這些記錄了重大歷史事件的宏大繪畫。但在中國，這樣的圖像歷史并不完整，直到新中國成立以后才接續起來。所以，我認為，近幾年的“國家重大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和“中華文明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以及馬上要開展的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的美術創作工程，都屬于“盛世修史”的重要工程。

馮遠：所謂史詩，通常指反映具有重大意義的歷史事件、古代傳統、著名人物，結構宏大、充滿幻想與神話色彩的長篇作品。當代人常常通過圖形的識讀以彌補、豐富對文字記載和典籍的理解，在普通人的意識中，歷史畫的意義甚至超過作為繪畫題材的歷史，而更具時空穿透力，人們通過圖像與歷史神交，從而更為切近“真相”。要了解一個民族的精神圖譜，難道還有比閱讀描述歷史的圖像更為直接的嗎？

與一般意義的繪畫不同，歷史題材創作有著明確的主題內容設定和表現訴求，甚至包括藝術風格和形式語言的契合。從能夠查證的中國繪畫歷史至今，尤其是自史料日漸充裕的近代以來，中國繪畫似乎并不在乎歷史的記錄與表現，藝術求取的最高審美境界，也未將人和人的歷史作為主要命題。僅有百余年歷史的中國各式博物館、美術館鮮有表現各個歷史時代重大事件和人物活動的藝術收藏，更缺少彰顯大寫的“人”的繪畫藏品，這既是歷史價值取向的偏執，也是藝術歷史的遺憾。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的歷史畫創作受到了黨和政府的重視，狀況得到了改變。進入新世紀以來，歷史畫和歷史題材創作的條件獲得前所未有的改善，文化補課成為一項重要使命。

“丹青繪史”體現文化自信

徐里：馮遠先生，您是“中華文明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的主導者之一，也是實際參與者，您也說過，打開一部中國藝術史，見山見水見花見鳥，但很少看到中國歷史的大事件，所以我們要為藝術史注入一些金戈鐵馬的藝術精神。

馮遠：一個曾經飽受屈辱，經過艱苦卓絕的抗爭與奮斗，如今快速發展崛起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大國，正以它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覺意識，推進著“五位一體”發展理念、“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以建立在深厚基礎上的文化自信，不斷強化著當代中國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帶領13多億人民為實現中國夢而不懈努力。盛世修史、丹青繪史，以濃墨重彩的畫筆來彰顯具有5000年文明歷史的民族精神、輝煌成就、創造成果和杰出人物，是一項需要我們持續努力才能達成的文化基礎建設事業。

“國家重大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和“中華文明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的相繼完成推出，凝聚了當代中國美術界幾代優秀藝術家的智慧和心血，他們以強烈的歷史責任意識、文化使命感和創作熱情，認真研究典籍史料，準確把握藝術切入點，將對歷史文化的思考和對藝術品格、理想價值的追求，自覺地灌注到對歷史風云、文明進步以及中國精神的當代表達之中。并且在史實凝縮表現、歷史情景再現、藝術語言鑄造和精神境界開拓上達到了有史以來的最好水平。它們標志著中國美術在歷史畫藝術創作領域取得的重大成果和所達到的高度，也填補了許多歷史主題創作的空白。

一個多世紀以來，繪畫和造型藝術的觀念、形式經歷了豐富多彩的變化，藝術的功用也由早期的古典寫實的單一形式演變為不同審美價值追求的表現載體。隨著網絡數碼技術對現代人生活影響的持續強化，繪畫藝術的發展越來越難以預測。但不管藝術如何變化，它對歷史、人文、真善美以及人類情感的承載與傳播，是不會輕易改變的，數碼技術也無法完全替代個性化的創意表達，歷史畫、歷史主題創作仍將伴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一同前進。

為當今中國立信塑魂

徐里：神話傳說是歷史畫的重要題材，它記載了人類早期的故事，是人類文明發端的標志之一。上古神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長期以來，我們對神話的研究和創作似乎有所忽視，今天，我們應該重新回望我們的文化傳統，在我們的神話中找到可資借鑒的創作資源和創作靈感。

施大畏：回望5000年中華民族的文明史，總讓我們振奮。我們從哪里來，如何面向未來，什么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怎樣傳承發展？這是新形勢下擺在每一個文化人面前值得重新思考的命題。

我們曾經花費很長時間構想《開天辟地——中華創世神話》的創作，目的恰是為了梳理中華文明的源頭。神話是各民族文化意識萌芽時期的創造，蘊藏著祖先對自然和世界的原始認識及豐富想象。正如古希臘神話之于歐洲文明，上古神話之于中華民族之魂，先民為了生存與自然不斷抗爭，為了美好生活不懈追求，留下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的自信與自強精神。

盡管有涉及中華神話的大量古籍存在，也有不少研究神話的學術成果，但是相較于西方，我們的研究整理明顯不夠系統，神話的普及還遠不到家喻戶曉的程度。1840年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打開了古老中國的大門，我們經歷了漫長的屈辱和苦難，文明的斷裂、文化的缺失讓我們深切感到重新塑魂鑄魂的必要性。當我們的祖國在日益強大的時候，更需要我們建立起自己的文化傳承體系，在國際語境中建立自己的話語體系，樹立起中華民族的歷史觀，自信地面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

徐里：有一位哲人曾經說過，神話有一個偉大的優點，凡是意識永遠抓不住的，在神話中都可以通過感官和精神看到并保留下來。由此，神話故事中的人物塑造當然是一件至關重要的大事。然而，中國繪畫中神話人物形象嚴重缺失，讓廣大民眾普遍喜愛的神話人物更是鳳毛麟角。遠古神話正是因其遙不可及，渺無可思，給擅長形象藝術的美術家們帶來了創作上的巨大挑戰。

施大畏：誠然，如何把神變成人，也考量藝術家的創造力。據古籍記載，神話人物常以半人半獸的形象出現，塑造唯美可愛的人物形象很不容易。在不斷研究探討中，一位學者表達了“遠古圖騰應體現在頭飾和武器裝飾上”的觀點，為繪畫作者們找到一個避免半人半獸形象出現的合理性。誠然，應該認識到這些神話人物最初其實都是基于人類的形象產生的。女媧是中華民族的女神，而伏羲和夸父則象征著一種男性的力量，有了這些理解，藝術塑造便不再令人感覺難以觸及。而上古神話中諸如陰陽、八卦那樣晦澀的概念，也融入了故事情節，變得更為貼近現代審美，更加便于現代讀者理解和接受。

理解并塑造出鮮活的歷史人物，需要創作者的情感投入和情懷表達，唯此才可能承載起這份沉重的英雄力量。西方神話人物通過幾百年的反復創造，已逐漸深入人心，我們不可能一蹴而就。凡是大眾喜聞樂見的形象，往往都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普及和提高的過程。我們從連環畫繪制著手，解放思想，充分發揮畫家們獨特的、個性化的想象力，讓創作走到大眾的視野中去，獲得進一步的滋養和提高。于是，就有了《開天辟地——中華創世神話》這一創作，它既是對中華文明尋根問源的實踐，也是當今中國立信塑魂的需要。

藝術創作要將情感深潛其中

徐里：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精神，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價值觀念。我們欣逢這個昂揚奮進的偉大時代，用美術的方式創造反映人民心聲、歷史重托、時代呼喚的優秀作品，是每一個美術工作者的職責所在。每一次創作時，都應該意識到，我們是在為未來、為后代記錄我們的責任和使命。

許江：的確如此，我曾經參與很多重大歷史題材創作，飽含深情，擔負責任，深受感動，深受教益。創作《殘日·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南京》時，我首先面對的就是如何把握“事件”與歷史邏輯之間的關系。南京大屠殺作為震驚中外、慘絕人寰的歷史事件受到許多藝術家和文學家的關注，人們通過電影、文學、美術等媒介從不同的角度對其進行了還原和解讀。特別是許多畫家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這既為我們的創作提供了參照，也增加了創作的難度。最后我們確定從民族和時代交織的大背景中去認識和還原歷史，在一個更廣闊的時空中把握歷史的內在邏輯。構圖上，視角全部是從“坑”下向上望，我們每個人都仿佛站在了坑下的某個位置，真實地目睹了這樣一場血腥的屠殺。坑內死難者的橫躺與坑上殺戮者的豎立形成對比，死難者的身軀表達了一種歷史的悲情，震撼人心。但這絕不僅是一件紀實性的作品：陰暗的色調、慘淡的日影、被害者堅定凝視的目光、厲聲啼哭的嬰兒和頑強掙扎的士兵等等，這一切都以其象征性而引發人們的思考——我們還原歷史的嘗試不過是要把人們帶入歷史的真實情景中去思考歷史。在這歷史表象的背后，不僅是一個民族悲愴的記憶，還有“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的警鐘長鳴。

徐里：您的畫作《天地悠悠》讓我想到文天祥在《過零丁洋》里的那句詩：“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為國家、為人民，這是怎樣一種舍生取義、視死如歸的情懷？不難想象，文天祥在敵兵挾押之下，立身零丁洋畔，此刻月昏星稀，海天寥落，重鐐在身，卻朝服莊重，他心中曾“誠惶誠恐”，念茲在茲不忘為民請命、為國效勞。這樣一幅畫，應該是怎樣的色調，怎樣的用筆呢？在色稿階段，那沉郁的色調是呼之欲出的。

許江：更加無以遏制的是用筆。一般的寫實繪畫，對形的要求很高，用筆應服從塑形的需要。在《天地悠悠》中，當置身于這個血火沖天的場域里，我總感到一種塑造與揮灑的沖動。這種沖動讓我在長空沉郁中，用褐與綠埋下橫向的、如風的用筆，又在旌旗長纓的飛動中，如繩如麻地揮斥。我們感受到筆觸從形囿中掙脫出來的活動和快意，感受到史稱表現主義的那種無以遏制、發自內心的搏斗與跡化，感受到文公的汗青丹心對整張畫的呼喚和照耀。接著，這種看似雜亂的用筆凝在長蛇般的黝黑的敵兵戰馬身上。在畫的正中央，文公兀自傲立，頂天立地。他的袍仿佛放著光，鬍髯飛揚，目視遠方。他心頭的郁結，在天地間的橫斜亂筆中躍動；他慨然的志向，接天連地，凝于中央，任海風吹打，任橫筆飄灑。那丹心又漸漸脫灑下來，灘頭殷紅，那些草木乘著疾風，挺著勁健，如若鋼澆鐵鑄。天上的橫風，地上的勁草，飛舞的旌旗，彼此呼喚。有一種形與色的沖擊在筆頭上蘊養，形在凝，色在飛，一收一放，盡在筆下的激越之間。我們甚至感受到一種詩性的力量，循著那些橫筆，那些揮灑，正在成為可視的東西。我們著力捕捉，我們百般確認。多少次，那臨門一腳的緊張與失落緊緊地抓住我們。某種心跡在這里淤積，又打開，抹去，再重來。這正是繪畫沉郁的緣由，也正是我們以繪畫來親近這位千古義士的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