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的轉型與改革相當于走過西方300年的歷史。在這個過程中，社會公正出現某些問題也是無法避免的。要知道，中國由一個社會保障體系非常脆弱的社會變成一個正在落實全民享有保障的社會，只花了短短十幾年，而西方自出臺《濟貧法》開始，用了200多年才接近實現這一目標。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一定能夠盡快成為一個既富裕又公平的國家。當然，要實現這個目標必須深化改革，創新促進社會公正的制度安排。這其中有兩個方面的改革尤為重要。

一個是收入分配改革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高度重視我國收入分配存在的問題，要努力推動實行“兩個同步”，即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同步，勞動報酬提高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不斷健全體制機制和具體政策，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持續增加城鄉居民收入，不斷縮小城鄉差距。調節收入分配有以下幾方面內容：一是保障弱勢群體生活底線（脫貧），二是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提低），三是擴大中等收入（擴中），四是抑制過高收入（抑高），五是取締非法收入。其中的工作重點是精準扶貧，目標重點是擴大中等收入。為什么把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作為重要的事情？因為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是維護社會和諧穩定與國家長治久安的必然要求。中等收入群體對社會秩序和主流價值的認同感較強，比較理性務實，一般不希望看到既定社會秩序受到破壞，能產生穩定社會的作用。改革的目標不是均貧，而是共富。現在有些媒體在討論分配改革時，經常拿公務員待遇說事，質問為什么公務員有那么穩定的保障，主張把他們的鐵飯碗都砸掉，好像讓公務員跟農民工拉齊才高興。這個傾向是不對的。改革不是要剝奪中產者的福利，把他們拉到農民工的水平，而是要把農民工的保障程度提高，讓他們成為未來的中產者，要追求共富。不能一說“并軌”都要向低處看齊。

另一個是行政管理體制改革

這一改革對社會公平有很大的意義。政府和市場的邊界在哪兒？作為成熟市場經濟體的發達國家，要求政府的目標函數是全社會福利最大化，效率問題主要由市場運作有序保證。政府的目標主要是增進全社會福利。當然，在我們這樣一個后發國家，政府抓發展也不可少。所以，下一步政府轉變職能的重點是：政府不能再像原先那樣把主要精力放在抓GDP增長上，而應該放在抓社會建設，尤其是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上。社會管理中，應重視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協調全社會利益關系；公共服務中，應把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作為改革的方向。如果政府職能的重點得到轉變，GDP不再是優先關切的話，資本自然就不再享有特權。習近平總書記說，企業家和政府之間要建立“清”、“親”的關系，這樣做將使得權力和資本相互利益輸送的管道機會大大減少，腐敗的機會也就會大大減少，結果就能極大促進社會公平。腐敗和非法暴富現象，是一段時間社會上意見最大、對社會公平危害最大的事情。如果政商關系能夠正常化，通過政府職能改革可以極大地促進社會公平。

還需要指出的是，出臺任何一項與再分配相關的改革方案，既得利益集團都會采取抵消策略。所以，有關政策要充分醞釀，一旦出臺就不改變，這樣政策就有公信力。更重要的是要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那樣，必須緊緊依靠人民推動改革。謀劃改革要以人民利益至上，在人民利益面前，任何局部的、部門的、階層的利益，尤其是少數人的利益必須讓道。出臺改革舉措要尊重人民的利益和首創精神。判斷改革的成敗，要看人民滿意不滿意，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贊成不贊成。這樣才能防止特殊利益集團借市場化改革之名、行漲價之實，防止改革紅利落入少數人的口袋。

（作者：國防大學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