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協網北京3月3日電（記者 孫金誠 朱婷 劉洋）眼下正是春耕備耕的農忙時節，然而有一些地方的種糧大戶卻出現了觀望、減租、退租等情況。表面上看，“毀約棄耕”是種糧大戶缺乏契約精神導致合同違約問題，實際上折射出的是糧食價格低，種地越多，賠錢越多等“三農”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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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培育農業農村發展新動能的若干意見》，即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增加農民收入、保障有效供給”作為2017年一號文件的主要目標被著重強調，吹響了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號角。

農產品“量多質低”現象迫切需要改革

“農業供給側改革的核心是通過自身的努力調整，讓農民生產出的產品，包括質量和數量，符合消費者的需求，實現產地與消費地的無縫對接。”全國政協委員、河北省農林科學院副院長王海波對記者說，當前中國農業面臨諸多矛盾和難題，比如糧食‘三量齊增’、農產品‘量多質低’、國內糧食生產成本過高，增產越多虧損越多。“我認為，在現有的以一家一戶為主體的生產模式下，中央提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做系統的謀劃管理，避免低水平重復和惡性競爭。”

王海波表示，他的家鄉河北滿城出產的鮮桃很出名，但去年許多農戶種的桃賣不出去，水靈靈的鮮桃爛在地里，讓人痛心。“農民往往跟風，一個產品出來，大家都一擁而上去生產，卻沒有考慮市場對接的問題。通過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能夠讓農產品經營主體主動適應市場需求變化，把控好生產質量和規模，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

“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大的紅利是盤活農村土地資源，形成‘三農’發展的巨大新動能。”全國政協委員、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研究生院院長霍學喜表示，因種糧不賺錢而出現的“毀約棄耕”現象，勢必帶來連鎖反應，將從源頭上損傷農業根本，要持續促進農業增效、農民增收，迫切需要通過農業供給側改革，提高農業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中央一號文件強調以農地‘三權分置’改革為主線，著眼破解農戶小規模、細碎化經營環境問題，既能解決當前農業發展的突出問題，也有利于農業可持續發展，進而全面提高農業效益和競爭力。”

“中央進行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僅意味著要提高糧食生產能力，更重要的是要調整農業結構，提高農產品供給的有效性，增強農業資源在市場中的配置，推動農業生產提質增效。”全國政協委員、河南農業大學校長張改平表示，2016年，我國糧食產量高達6.16億噸，進口量接近1.1億噸。據統計，目前我國糧食庫存總量超過萬億斤。“這種‘進口糧食入市、國產糧食入庫’的怪現象，說明我國農產品面臨有效供給不足與高庫存并存雙重壓力，突破困境需要著力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化解農業結構性矛盾。”

此外，張改平也表示，我國農業生產還存在著種養結合不緊、糧經飼結構不合理、一二三產融合不足等結構性問題。“要加快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下力氣推進種植業、畜牧業、漁業結構調整，如果不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僅不能實現農業資源的高效優化配置，也無法實現農業增長的消費需求拉動。”

瞄準農業供給側改革的著力點

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怎么改？著力點在哪里？

“國家推動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的之一是提高農業生產效率，通過提高效率來提高經濟效益，增加農民收入。”霍學喜表示，推動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改革、創新、優化三方面結合，對土地、農機、生產資料等要素進行合理配置，并建立新型農業產業的運行體系，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涉及產業結構、質量結構和價格三個關鍵問題，因此必須立足于一系列的創新才能實現。”霍學喜表示，實行農村土地的“三權分置 ”，既是農業現代化發展在現階段的需要，也是解決好農民問題的需要，二者不可偏廢。因此，既要繼續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推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快速發展，也要圍繞農業產業鏈進行集成創新，加快創新農業商業模式，還要建立起調控有度、市場能夠充分發揮作用的新型農業生產經營體系。

“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定要有市場意識和規劃意識。”王海波表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目的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應減少政府干預，激發市場活力，提高農產品供給的有效性，增強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因此，他認為，國家應當實施更加積極穩健的糧食安全策略，在對國內糧食供給情況有較為清晰判斷的前提下，盡量減少對糧食生產的政策干預范圍和力度，給市場調整糧食生產結構留出足夠的運行空間。“要注意依靠價格信號優化調整種植結構，通過改變生產方式降低農業生產成本，來彌補制約農業生產整體效率的短板。”

“解決農民增收問題，是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落腳點。”王海波舉例說，以休閑觀光農業為例，春暖花開時節，大量中國游客跑到日本去看櫻花，據媒體報道，人均消費在兩萬元人民幣左右。“為何非要去日本呢？國內也有許多美麗的賞花勝地，也有優美的田園風光。”王海波表示，在系統謀劃上，需要改變傳統的格局和方向，為農業生產賦予更多新的功能和價值，為農民增收提供可依托的載體。同時，他也指出，由于農戶們掌握的信息畢竟有限，還需要生產組織以及政府部門提供更多參考，從較高層面去謀劃產業布局，形成合理的生態。

“對中國農業更深層次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從三個方面著力。”張改平表示，首先，政府要真正從制度上解決土地產權制度問題，推行家庭農產的適度規模經營模式，“一家一戶、單打獨斗不可能走通農業現代化路子。很明顯，要實施規模化經營，將土地適度或高度集約，讓農民從土地上脫離出來，成為就業者和創業者。”其次，要有序的實現農產品價格的市場化，通過市場化的價格來實現農業生產要素的更高效率的配置，同時引導資本進入農業，增加更多的低成本的生產要素投入，“農產品價格市場化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基礎，是引導農民調整優化種植結構、提高農產品品質，實現優質優價的動力所在。”再次，要引入新的農業生產技術，推行綠色生產方式，“農業科技創新是現代農業持續穩定發展的關鍵，要積極探索出適應我國國情的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新模式，提高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效率。”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還必須聚焦并加速新型職業農民的培育。”全國政協委員、湖南省政協副主席楊維剛表示，目前，發展適度規模經營已成為發展農業現代化的引領力量，傳統意義上的農民不具備從事現代化農業生產經營的能力，這就需要需要越來越多的農民職業化、工人化。他認為，一方面，政府要整合各類的培訓資源，對農民開展分類精準培訓，以實訓基地培訓、典型示范、項目推動、經濟組織帶動為主，注重提高實踐能力，并進一步規范新型職業農民認證制度；另一方面，農業高校要把實施新型農民培養計劃擺上重要日程，有計劃、有步驟地開展應用型技能人才培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