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協網北京3月3日電（記者 顧書亮） 剛剛過去的2016年，是開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偉大進軍的一年，是打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攻堅之戰、全面深化改革向縱深推進的一年。“讓老百姓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得到更多實惠，增強獲得感，這是時代的要求，這是民意的呼喚。”出席全國兩會的全國政協委員周新生繼去年關注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應注意做好“三個結合”之后，再一次把履職的目光聚焦在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上，他指出，由于各地各行業差異化程度不同，政府在制定各部門“三去一降一補”的政策應相互配套，并銜接協調好不同行業不同部門的關系，防止“”五個任務”之間出現“蹺蹺板”現象。

全國政協委員周新生 網絡圖片

眾所周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從提高供給質量出發，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更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但是由于地域經濟發展水平和結構存在差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涵必然在地域上存在差異。就此，周新生委員舉例說明，“上海的重點是降成本和補短板，而不少地方的主要任務是三去，而‘三去’在地區間亦有差異，有些地方存在去鋼鐵和煤炭產能問題，有些地方可能是去汽車產能，不盡一樣。”

“‘三去一降一補’在行業間的差異也值得重視。”周新生委員進一步指出，行業產能過剩程度、過剩的時間跨度、過剩的范圍是有差異的。他說。例如如鋼鐵產業、水泥產業、煤炭產業在全國范圍、長期過程是嚴重過剩的，這些產業的產能過剩甚至引起了國際貿易摩擦，靠輸出產能是難以消化的；一些產能則是階段性、區域性過剩，且過剩的程度有限，比如汽車產業等。

“‘三去一降一補’五大任務，實質上是相互關聯，相互牽掣，有著內在聯系，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關系。”周新生委員指出，去杠桿問題是個結構性問題，也是總量問題，既有存量問題，亦有增量問題；既有短期問題，亦有長期問題；既有分子問題，亦有分母問題，需要統籌平衡。

“此外，還要注意在‘三去一降一補’過程中的軟的方面的調整、改革和補充。其背后或者涉及的體制、機制、精神、文化等層面的軟的方面往往容易被忽視，而這些往往是形成去降補問題的深層次原因。”周新生委員建議，在完善市場機制、深化行政管理體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建立健全知識產權制度、加強先進企業文化建設等方面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