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公安部公布了《治安管理處罰法（修訂公開征求意見稿）》，將行政拘留執行年齡從16周歲降低至14周歲，引發熱烈討論。近年來，未成年人暴力案件一直備受社會關注。據一項調查顯示，68.8％的受訪者認為缺乏有力度的懲治措施，64.7％的受訪者希望加大未成年人犯罪懲處力度。（2月28日《中國青年報》）

近年來，校園暴力犯罪案件頻發，“主體低齡化、手段殘忍化、危害嚴重化”的特點讓它從教育“頑疾”逐漸惡化為社會“毒瘤”。遺憾的是，“靶向治療”的設想卻因“一藥難求”而力不從心，“跟不上節奏”的法律也顯得鞭長莫及而無法施展手腳。

修改之前的《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二十一條規定，“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和“已滿十六周歲不滿十八周歲，初次違反治安管理”，“依照本法應當給予行政拘留處罰的，不執行行政拘留處罰”。《刑法》第十七條第二款規定：“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罪的，應負刑事責任。”低廉的“犯罪成本”無形中讓那些“躁動的青春”有機可趁：只要不太過分，“逍遙法外”并非只是傳說。

然而，未成年人的惡性犯罪卻不會都能有選擇性地避開“14周歲”或“16周歲”的“分割線”，“不太過分”有時候也因“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而演變成“不計后果”。雖然一些專家對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主張始終“投反對票”，但一個不爭的事實卻無法回避：“不懂事”的犯罪者讓許多受害者及其家人的心理陰影一輩子都揮之不去，甚至有人為此付出了生命的沉重代價。

基于這樣的嚴峻形勢與復雜背景，降低行拘執行年齡的規定或有爭議和阻力，但它對青少年犯罪能夠起到一定的震懾作用，也充分體現了依法治國要與時俱進的現實要求，其進步意義是不容置疑的。只是，以罰代管終究不是治本之策，此舉并不足以夠遏制未成年人的暴力犯罪現象。

一方面，法治教育不能淪為形同虛設的花架子。從立法到守法，強制性的懲罰只能是“不得已而為之”，中間一定有很多更加切實有效的途徑和方式，比如法制宣傳、警示教育、普法實踐等等。學校、社區、國家機關要各負其責，不能只是浮于表面、做做樣子。

另一方面，家庭不能成為杜絕暴力犯罪的絕緣地帶。家庭教育對孩子的性格養成具有無可比擬的決定性作用；越來越多的實例也充分證明，一個“熊孩子”的背后往往隱藏著一個讓人無奈的“熊家庭”。家庭教育的確繞不開社會大環境，但社會大環境的形成更是以一個個家庭作為重要的支撐。或對法治教育態度冷漠，或與法治理念“唱反調”，所有的正能量都會因此而“黯然落敗”。

讓“法治之風”勁吹，讓“懿德家風”盛行，社會風氣才能凈化，暴力犯罪也才能失去滋生土壤而離我們越來越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