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人，經歷了新中國的各個發展階段，有著改革開放前后的體會與比較，既看到中國的進步和前途，也看到存在的問題和危機。他們中不少人有熱情和擔當，特別是剛退休的黨政干部和教師等知識分子，他們的經濟收入和身體狀況良好，且大多出生于農村，有鄉村記憶和“鄉愁”情懷。其中有些人是現實和潛在的鄉賢。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及之后出生于農村的人，多數跟著改革開放的步伐進入城市，具有時代的敏感性，既感受到城市發展的繁榮，也體會到城市存在的問題。其中有些人已看到振興鄉村的機會，毅然回鄉創業。他們是具有活力和開創能力的鄉賢。

現任的縣鄉村三級干部，他們看到“并村”后行政村大了，自然村多了，但村“兩委”人員少，事情多，忙于應付，工作碎片化。有的干部還認識到，農村項目建設存在主體缺位和功能缺失等問題，需要鄉賢參與和發揮作用。熱心于鄉村事業，權力欲不強，比較開明的干部，可以充當鄉賢，即“官當鄉賢”。還有，那些有文化和講道德，為人比較正直和公道，有愛心和肯奉獻的村民，以及其他具備資格的社會志愿者，也可能成為鄉賢。

各類潛在的鄉賢，要成為現實的鄉賢，必須激活鄉賢意識。真正的鄉賢，都是有尊嚴的，被社會尊重的。到農村去的退休干部和知識分子，現任的縣鄉村各級干部，都必須由衷地尊重農民，尊重退任的村干部，使他們真實地獲得受尊重的感受，體會到受尊重的價值，以激發仁善本性和擔當意識。同時，必須用發自內心地真誠和熱情，與他們溝通交流；用深刻而簡明的道理與身心一體的行動，去感化他們，賢能達人，形成鄉賢自覺和奉獻精神。

社會組織是現代化的重要依托、支撐和動力。我們應該建立社會化的鄉賢組織，既廣泛和穩定地聯系與團結各類鄉賢，包括“在場”的和“不在場”的，“境內”的和“境外”的，民的和“官”的鄉賢，以形成統一的鄉賢平臺與合力，又可以充分地發揮鄉賢的積極作用，有效地激發和可持續地培育鄉賢。在政府主導的體制和環境條件下，以政民互動合作的方式，由有公共操守、獨立意識和合作精神的社會人士為主導，與黨政及有關部門充分溝通交流，來建立具有社會法人資格的鄉賢組織，以獲得政府真正的認同和有力的支持。這既體現中國傳統的“和”文化，也是利政府和利農民的好事。

鄉賢推動和促進的鄉村文明，是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五位一體”的文明。建立這樣的鄉賢社會組織，可以稱為鄉村文明促進會。具有最佳規模和效果的鄉賢組織，是縣級鄉村文明促進會。它包括與縣委、縣政府各有關部門合作成立相關專業委員會，如法治和民主協商、生態環境、公共文化服務、合作經營、生態農業和休閑旅游專委會等。傳統社會是身份社會，現代社會是角色社會。黨政干部扮演社會角色即當鄉賢，是社會進步的突出體現。

挖掘和傳承鄉土歷史文化，進行道德教育和禮儀培養，以塑造和凝聚鄉村文化之魂，也即鄉賢之魂。但鄉賢不只是傳承傳統經典和鄉土文化，也要學習和吸收現代先進文化，要接受法治和科技教育，以豐富和提升鄉賢之魂，提高和增強行動效能。鄉賢參與提供鄉村公共文化服務，使文化禮堂和農家書屋得以有效利用，使政府為農民做的好事真正發揮好的作用。同時，鄉賢參與鄉村小學的文明素質和道德教育，傳遞鄉土文化和鄉村文明，使其扎根于小學生的心里。

鄉賢倡導和踐行互助相生共贏，突破和超越個體家庭經營的局限，實行合作經營，發展農村共生互助合作經濟。這也提高了鄉賢的領導力和影響力。同時，以共生互助合作的鄉村社會平臺為依托，促使生態+文化+農業+休閑旅游+互聯網的農村產業發展。鄉村文明促進會的活動，可以直接造成和推進鄉村的社會化，其道德操守和擔當行為可以化解鄉村社會矛盾、穩定鄉村社會關系和健全鄉村社會治理。鄉賢組織及其推進的鄉村社會化，還可作為政府履行職能的依托與憑借，有力地支持和促使政府職能轉變。

作者：浙江工商大學教授　呂福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