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２月２７日電　題：為國家戰略科學決策提供強大智力支持－－專訪京津冀協同發展專家咨詢委員會副組長、中國工程院院士鄔賀銓

新華社記者李斌、張旭東、王敏、趙文君

作為一項國家重大戰略，京津冀協同發展有一個頂級“智囊團”－－京津冀協同發展專家咨詢委員會，組長由中國工程院主席團名譽主席徐匡迪院士擔任，涵蓋了國內目前頂尖級的交通、產業、生態、規劃等１６位專家。

２０１４年６月，中央批準成立專家咨詢委員會。這個委員會開展咨詢規模層次之高、涉及面之廣，在國內尚屬首次。３年來，委員會如何開展工作？在這項戰略推進中發揮了什么作用？新華社記者日前專訪了京津冀協同發展專家咨詢委員會副組長、中國工程院院士鄔賀銓。

類似咨詢在國內尚屬首次

問：專家咨詢委員會在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方面如何開展工作？在制定規劃綱要和幾個重點突破領域方面提了哪些建議？未來還發揮什么作用？

答：京津冀協同發展涉及政治、經濟、環境和民生方方面面，前所未有，難度很大，特別是正值經濟發展新常態面臨供給側改革的艱巨任務，有很多體制機制問題需要突破。由中央批準成立京津冀協同發展專家委員會開展咨詢工作，專業范圍之廣層次之高，類似性質規模的咨詢在國內尚屬首次，充分體現了中央的科學民主決策作風。

中央賦予京津冀協同發展專家委員會的職責是：對京津冀協同發展設計的重大問題開展調查研究，提供專題或綜合研究報告；承擔京津冀協同發展領導小組交辦的任務，提出咨詢意見和建議。

專家咨詢委員會通過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學習中央文件、交流研討、實地調研、專題討論和提出意見或建議的方式開展工作。專家咨詢委員會內部營造民主開放的氛圍，敢于直言，集思廣益，認真聽取有關部門介紹情況和其他專家的意見和建議。３年來，在京津冀協同發展領導小組的領導和部署下，委員會如今已召開全體會議７５次、專題會議１９次、與省市座談會議４２次、參加國務院會議２６次、實地調研座談活動２６次；向中央等有關部門反饋諸多咨詢報告；向各部委、三省市及相關咨詢單位反饋咨詢報告２８件，完成了領導小組和中央領導交辦的任務和中央、三地、有關部委各項咨詢研究工作。

專家咨詢委員會在制定規劃綱要和幾個重點突破領域方面提了一些重要建議。例如關于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定位方面，京津冀整體定位是“以首都為核心的世界級城市群、區域整體協同發展改革引領區、全國創新驅動經濟增長新引擎、生態修復環境改善示范區”。曾經提過將京津冀整體定位為現代化的首都經濟圈，專家咨詢委員會研究了國外的經驗特別是對疏解非首都功能意義的理解，認為定位在以首都為核心的世界級城市群更好，更能體現三地協同發展的理念，有利于疏解非首都功能。相應地在京津冀區域規劃中專家委提出了京津雙城聯動的思路，為規劃形成“一核、雙城、三軸、四區、多節點”為骨架，以戰略性功能區平臺為載體，以交通干線、生態廊道為紐帶的網絡型空間格局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在關于疏解非首都功能方面，專家委建議將通州定位為北京城市副中心而不是北京行政副中心，這樣更能發揮通州作為北京未來發展的重點，更好實現產城互動，而不簡單是市行政中心的搬遷。

在交通一體化方面，專家委提出了“軌道上的京津冀”思路，以軌道交通為主，打造京津冀主要城市間一小時交通圈，協同優化鐵路、公路、航空和海運等資源及布局。專家委還提出了一些新建鐵路公路交通不都以北京為集散樞紐的意見，以減輕很多過境路線對北京城市交通的壓力。

此外在京津冀三地的定位方面，也吸收了專家委的建議。現在京津冀協同發展進入到攻堅階段，規劃綱要和各類專項規劃需要落實，疏解非首都功能需要細化，協同發展仍有一些體制機制問題有待破解。專家委將需要進一步加深理解中央關于京津冀協同發展的精神，深入調研，主動做好咨詢服務。

努力打造中國經濟新的增長極

問：京津冀協同發展有何現實意義？

答：繼改革開放之初以深圳特區為代表的珠三角開放和上世紀９０年代初以浦東新區為代表的長三角發展之后，京津冀協同發展是國家進入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時期與“長江經濟帶”和“一帶一路”并重的區域發展三大戰略之一。

長三角和珠三角主要是以對外開放來啟動的，京津冀協同發展更多瞄準區域內資源的協同優化，向改革創新要效益，京津冀協同發展肩負走出一條內涵集約發展的新路子，承擔探索人口經濟密集地區優化開發模式的使命。這是打造中國經濟新的增長極的重大舉措，對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培育增長新動力和新的增長極、優化區域發展格局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與“一帶一路”國家重大戰略對接，將增強對環渤海地區和我國北方腹地的輻射帶動能力，與長江經濟帶等國家戰略呼應，將構成我國經濟實現“雙中高增長”的戰略支撐。因此京津冀協同發展對山東半島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長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等重要的區域經濟都有很好的示范作用。

這也是新時期區域發展的重大戰略，是中國經濟結構和空間結構調整的重大部署，是城鄉協同發展模式的探索，是經濟發展方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實踐。

問：３年來的發展，是否起到了“一加一大于二、一加二大于三”的作用？

答：通過３年的發展，京津冀協同發展的藍圖已經繪就，協同發展思路明確，協同發展深入人心，推進的自覺性與力度不斷提升，一些方面初見成效，三地產業的互補性有所加強。從２０１６年京津冀三地的ＧＤＰ增長數據來看，京津冀協同發展對三地經濟帶來積極的影響，發展質量也顯著提升，三地產業的協同效應已開始呈現。例如２０１６年北京ＧＤＰ增速為全國平均水平，天津為９％，河北ＧＤＰ達到６．８％，３年來首次超過全國平均水平，河北裝備制造業超過鋼鐵產業成為第一支柱，河北戰略性新興產業增速超過傳統產業。目前僅僅是開端，可以預期按照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到２０２０年初步形成京津冀協同發展、互利共贏新局面，到時三地“一加一大于二、一加二大于三”的作用會體現更明顯。

良好起步尚需深挖協同潛力

問：歷史地看，京津冀協同發展處于一個怎樣的階段？

答：京津冀協同發展涉及全國２．３％地域面積、８％人口和占全國ＧＤＰ１／１０以上，影響面大，而且由于原來欠賬較多，區域經濟和社會發展落差大，協同發展難度很大。目前京津冀協同發展處于起步階段，將在交通一體化、生態環境、產業對接三個重點領域率先突破。到２０２０年、２０３０年發展前景更遠大。

和長三角、珠三角等其他區域發展相比，京津冀產業雖然有差異化但缺互補性，產業協作舍近求遠，產業間關聯度不夠。但京津冀有長三角和珠三角沒有的優勢，北京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創新中心與國際交往中心對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影響潛力很大，只是有待發揮，河北的土地供應充分，勞動力資源較為豐富。更重要的是京津冀作為后發的區域經濟載體，可以更好基于五大發展理念優化產業布局。由于京津冀的人口與國土面積的規模都遠超長三角和珠三角，通過京津冀協同發展如果使京津冀人均ＧＤＰ水平達到長三角和珠三角水平的話，京津冀對全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和對全國的輻射帶動作用就更大。

繼續深化改革消除市場顯性和隱性壁壘

問：京津冀協同發展還存在哪些焦點問題和挑戰？有哪些對策？

答：京津冀以首都為核心，在我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的發展中具有重要的戰略位置。但目前京津冀的發展面臨一些結構性的問題亟待解決，突出問題是京津冀地區內大城市病與周邊的貧困帶并存，空間密度與經濟發展水平落差大，產業互補協同缺失，結構調整任務艱巨，環境資源超載嚴重，大氣污染不堪重負，生態聯防聯治滯后，公共服務水平失衡，北京人口過度膨脹，交通擁堵為全國之首。

對策首先是要深化改革，從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開始，這是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先手棋，通過非首都功能的疏解來調整經濟結構和空間結構，突出內涵集約發展，使北京的經濟層次提升，不僅是為了解決北京的大城市病，也是更好的發揮北京在京津冀協同發展中的核心作用，引導創新資源和產業的優化配置，實現與津冀產業互補錯位發展。同時通過交通一體化和環境協同治理以及公共服務的一卡通等，縮窄北京與河北的落差。在改革中要著力解決京津冀統一要素市場發展相對滯后的問題，消除市場顯性和隱性壁壘，推進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

應對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挑戰，還需要緊密結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堅決壓減過剩產能，在這方面河北的任務最重，河北產業結構過分依賴重化工，鋼鐵產能過剩，產業轉型任務艱巨。從“十二五”到２０１６年河北壓減煉鐵和煉鋼產能合計超億噸。去產能、調結構、補短板這與京津冀協同發展的目標是一致的，在去產能的同時，還需著力將天津建成全國先進制造研發基地，將河北建成全國現代商貿物流重要基地和產業轉型升級試驗區。

此外，還要抓住“互聯網＋行動計劃”和“中國制造２０２５”以及“一帶一路”等戰略的機會，實現產業轉型發展和市場開拓，同時抓住新一輪產業變革的機會，按照三地的定位，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