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在確保糧食生產能力不降低、農民增收勢頭不逆轉、農村穩定不出問題的“三條底線”下,農業供給側改革的核心是理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并激活市場、激活要素、激活主體。

在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韓俊看來,“十三五”時期,我國必須堅持用發展新理念破解“三農”新難題,把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升農業的綜合效益和競爭力,作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農業政策改革和完善的主要方向。

市場活:發展有潛力

從2014年開始連續4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都特別強調要完善糧食等重要農產品的價格形成機制,逐步建立目標價格制度,并同步改革收儲制度。

毋庸置疑,進一步完善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既是當前深化農村改革的重頭戲,也是當務之急。“因為這個關系理不順,市場機制的作用就無從談起,農民的利益就得不到恰當的保護,國家的糧食安全也就失去了根基。”國務院參事、國家發改委原副主任杜鷹說。

杜鷹分析,現有的農產品市場調控體系主要存在以下問題:政策性收儲價格剛性上升,導致國內外差價擴大和進口壓力增加;政策性收儲價格居于支配地位,影響了市場機制發揮作用;大量庫存積壓;補貼壓力越來越大。

從2013年開始,國務院責成國家發改委牽頭,研究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改革。研究顯示,之所以現在的價格形成機制和收儲制度出現以上問題,根本原因在于實際操作中賦予了最低收購價和臨時收儲制度過多“保收入”的功能。

“這些年的政策實踐證明,政策性收儲確實不應該承擔過多的保收入功能,而應該主要是平抑市場價格波動和保農民種糧的基本收益。”杜鷹表示,保農民的收入不應該由糧食收儲價格來承擔,而應該由補貼制度完成。

基于此,2014年,國務院針對新疆棉花和東北大豆啟動了目標價格改革試點,取消了臨儲政策。2015年,國家取消油菜籽臨儲政策,同時啟動了玉米價格改革。據透露,現在正在研究進行稻谷和小麥的最低收購價政策改革。

以玉米收儲制度改革為例,2016年,按照“市場定價、價補分離”的原則對玉米收儲制度進行改革,將玉米臨時收儲政策調整為“市場化收購”加“補貼”的新機制。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程國強看來,玉米收儲制度改革是試金石,也是分水嶺。

“玉米改革仍然在路上,其中包括如何解決農民賣糧難問題和補貼性質”程國強認為還需要進一步觀察,但他認為既然下定決心進行改革,就要有戰略定力。

“我國農業競爭力并不完全取決于價格改革,但價格改革成功不成功,最終又要取決于農業的競爭力。”在杜鷹看來,將調整農業結構、發展新型農業形態、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等方方面面的任務與價格改革配合起來,才能最終解決我國農業面臨的問題。

要素活:資源有價值

記者從今年一號文件中發現,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再次被提及。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是實現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保障農民作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財產權利、鞏固黨在農村執政基礎的必然選擇。

2016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于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意見》,提出力爭用3年左右時間基本完成農村集體資產清產核資,用5年左右時間有序推進經營性資產股份合作制改革。

農業部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底,全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賬面資產(不包括資源性資產)總額為2.86萬億元,村均493.6萬元。

“如果不改革的話,農村集體資產可能會流失。10年以后,這些財產屬于誰?邊界范圍有多大?”農業部農村經濟體制與經營管理司司長張紅宇提出了一系列問題。據悉,農業部于2015年在中國29個縣(市、區)開展了農村集體資產股份改革試點。

在試點地方,集體資產股份改革中的分紅機制已初見雛形。上海市農業委員會政策法規處處長方志權介紹,截至2016年底,上海已完成1621個村(組)的改革,占總數的96%;25個鎮完成鎮級改革,共計股民有500多萬人。2015年,上海農村集體資產分紅達12.7億元,匯集股民124萬人。

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部長葉興慶看來,除了如何清產核資、界定成員、設置股權等技術問題,集體產權的社區封閉性和城鎮化下人的流動性如何兼容和平衡,是下一步改革的最大難點。

此外,加快農村金融創新也是激活要素的必選項。記者發現,對比2016年一號文件,今年的一號文件中沒再提到“互聯網金融、移動金融”相關內容,轉而為“鼓勵金融機構積極利用互聯網技術,為農業經營主體提供小額存貸款、支付結算和保險等金融服務”。

在業內人士看來,當前國家更加偏重于傳統金融機構的創新服務。今年農業金融的發展重點將集中在嚴防系統性風險,有效識別“好”的與“壞”的互聯網金融機構,推動互聯網技術在傳統金融機構的利用,積極推動傳統金融機構下沉至縣域等。

主體活:熱土有力量

今年一號文件再次提出,優化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和經營體系,而這不得不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服務主體、開發農村人力資源和吸引各類人才返鄉回鄉下鄉創業創新等。

2016年12月,《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支持返鄉下鄉人員創業創新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意見》指出,農村已成為創業創新的熱土。

據初步統計,近年來,過去從農村流向城鎮的農民工、中高等院校畢業生、退役士兵等人員返鄉創業創新人數累計達570多萬人,其中農民工返鄉創業累計450萬人。此外,還有過去居住在城鎮的科技人員、中高等院校畢業生等人員約130萬人下鄉創業。

“今年中央一號文件在支持返鄉下鄉創業和新產業新業態發展方面,內容寫得很足,分量占得很重,政策含金量也比較高,尤其是在用地政策、金融服務和人員培訓等方面。”韓俊說。

近年來,我國農產品成本迅速提高,不僅影響農民的生產經營積極性,也為吸引優質資源和發展要素進入農業、提高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增加了障礙。

在國家發改委產業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姜云長研究員看來,發展農業生產性服務業是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點睛之筆”,如我國許多地方通過發展農機服務,替代農戶自購農機自我服務。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部分地區鼓勵農民合作社、農業生產性服務公司等通過承接服務外包方式,面向農戶提供施肥撒藥、機耕機收、農產品銷售等服務,促進了勞動力和化肥、農藥的高效節約利用,減少了農業環境污染和農業勞動力短缺問題,有效促進了農業節本增效和可持續發展。

“加快發展農業生產性服務業,可以為加快農業發展方式轉變培育新引擎。”姜云長表示,還可以為工商資本投資農業提供一道“好菜”。

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現代農業產業體系建設中,農業生產性服務業的“短板”問題更為突出。許多發達國家的農業具有較高的質量、效益和競爭力,發達的生產性服務業功不可沒,成為現代農業的重要特征。

“可見,在農業政策基調中,明確用‘加快發展農業生產性服務業’替代‘加強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日益重要而緊迫。”姜云長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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