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侃是近代一位國學大師，在文字學、訓詁學、音韻學等方面造詣頗深，有人稱他與章太炎為“乾嘉以來小學的集大成者”“傳統語言文字學的承前啟后人”。但他思想守舊，極力反對“白話文”，加之他恃才傲物，喜歡罵人，因此，他與白話文倡導者們時有交鋒，而被罵得最慘、取笑最多的當屬年紀輕輕便“暴得大名”的胡適，他常常弄得胡適下不來臺。這還不夠，他還借題發揮，給胡適起外號加以譏諷。

1916年8月23日，胡適寫了一首詩叫《朋友》，發表于1917年2月號的《新青年》雜志上，詩題改為《蝴蝶》：“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不知為什么，一個忽飛還。剩下那一個，孤單怪可憐；也無心上天，天上太孤單?！睍r在北大任教的黃侃看到這首詩以后，在《文心雕龍札記》一文中大罵白話詩為“驢鳴狗叫”，直呼胡適為“黃蝴蝶”。五四運動以后，北大校長蔡元培經常離校，校務多委托胡適辦理，這就更引起黃侃的不滿，他譏諷胡適為繞蔡元培上下翻飛的“黃蝴蝶”。

胡適的學術代表作《中國哲學史大綱》及《中國白話文學史》都是在早年完成的，影響甚大，但是都只有上部，下部長期付之闕如。黃侃抓住這一點，曾在南京中央大學的課堂上放言：“昔日謝靈運為秘書監，今日胡適可謂著作監矣。”學生們不解，黃侃解釋道：“監者，太監也。太監者，下面沒有了也。”學生這才恍然大悟，原來黃侃是存心諷刺胡適的著作只有上部，沒有下部。此喻遂傳為笑談。

黃侃站在舊派立場反對新文化，對胡適嘲諷、奚落，著實有損其國學大師的形象。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他并沒有對胡適進行人身攻擊，他的行為倒是頗能體現他的真性情、無城府的一面，也算是一個“另類君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