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12日下午，著名藝術學者、紐約現代藝術展覽館Museum of Modern Art （MoMA）繪畫和雕塑部的策展人喬金·畢沙羅（Joachim Pissarro）作為“今天，我們如何與現代相聯，已經太晚了嗎？”的主講人來到了中央美術學院的報告廳。這次的講座，主要探討了現代藝術的起源、內容和它所面臨的挑戰。

現代藝術從何而來？

1910年，倫敦格拉夫頓畫廊的一次展覽成為了全英國的丑聞。這個展覽把愛德華·馬奈（édouard Manet）、保羅·塞尚（Paul Cézanne）、高更（Paul Gauguin）、文森特·梵高（Vincent Van Gogh）以及亨利·馬蒂斯（Henry Matisse）五位畫家的作品一起展出。 小報上關于它的報道和嘲諷鋪天蓋地，憤怒的倫敦市民不敢相信如此低俗的畫居然能作為藝術品被展出，有的人甚至想沖進畫廊撕掉它們！

英國藝術評論家羅杰·弗萊（Roger Fry）把這一批作品命名為“后印象主義（ Post—Impressionism）”。到了1929年，美國紐約現代藝術展覽館MoMA建成了，同樣一批畫家的作品成為了開幕的展品。而這次，美國的觀眾用巨大的熱情歡迎了這些來自歐洲的藝術。

紐約現代藝術展覽館（MoMA）的首任館長小阿爾弗雷德·巴爾（Alfred H· Barr）選擇了四位畫家作為現代主義的支柱：保羅·塞尚（Paul Cézanne），高更（Paul Gauguin），喬治·修拉（Georges Seurat），文森特·梵高（Vincent Van Gogh）。后印象主義成為了美國現代藝術未來的路標。巴爾和MoMA的創辦者為自己設定的目標是解讀和推廣現代藝術，這成為了MoMA這座博物館的DNA。

藝術從修拉的新印象主義（Neo—Impressionism）開始了轉變的趨勢，馬蒂斯把畫筆的移動變得自動化，從控制、意義和功能中把畫筆解放了，而這就是現代主義最重要的特點。

隨著MoMA的開張，藝術史上新的一章被翻開了。MoMA努力向人們推行這樣一種觀點：你最好熱愛現代主義而不是憎恨它，因為所有反對它的藝術都沒有它強大有力。

誰會輸掉現代藝術的戰爭？

世界上已經有那么多偉大的藝術博物館，什么是MoMA的核心身份呢？盧浮宮、英國國家畫廊等傳統博物館是儲存經典藝術品的地方，那里的藏品永恒、卻又一成不變。1933年，MoMA在概述博物館收藏計劃的這張時間草圖里，把自己比喻成一個魚雷——一種軍事武器。水如同包容萬千、卻靜止的傳統藝術，而魚雷卻不斷向前推進。

魚雷的終點是哪里？它什么時候會爆炸？誰會是受害者、而誰又會輸掉這場藝術的戰爭？

到了1941年，印象主義（Impressionism）已經被認為是傳統的一部分。歐洲的藝術家被挪到了魚雷圖的尾端——它們已經是傳統了。而最前端的，是美國的藝術。隨著二戰中歐洲的衰老，美國取得了全球的主導和話語權。

2000年，MoMA的內部充滿了激烈的爭論，一方認為博物館應該收藏經典作品，另一方認為MoMA只應該關注最新、最先鋒的藝術。

畢沙羅教授策劃的一個展覽：《塞尚和畢沙羅》，受到了很多反對和質疑，因為人們認為畢沙羅太不現代了。然而，這兩位畫家不僅生前做了25年的親密朋友，他們的作品也有許多相似性。畢沙羅教授認為，通過這種把早于后印象主義的經典作品，與被認為啟蒙了現代藝術的作品相結合來展出的嘗試，MoMA或許能找到平衡和突破。

然而，所有藝術運動都有它的終結。 MoMA希望現代藝術能不斷向前推進，不斷面對新挑戰，但如果現代藝術也變成了一座古希臘神廟、變成了固有的經典，它就失去了自己。

現代藝術的終點在何處？

1980年代，美國新一代的藝術評論家開始推崇二戰后的藝術，尤其是美國本土藝術家引領的抽象表現主義（Abstract Expressionism）。那個時代最著名的評論家克萊門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一手將杰克遜·波洛克（JacksonPollock）等藝術家推向了頂峰。

1970年代晚期，格林伯格卻發現，由于他只把目光落在紐約，他輸掉了這場爭奪現代藝術話語權的戰爭。在1972年，美國以外的地方都開始醞釀現代藝術的爆炸，出現了新的流派和藝術家。格林伯格不夠了解他身處的時代，美國的現代藝術逐漸失去了壟斷話語權的地位。

1984年，馬克·坦西（Mark Tansey）的《紐約畫派的勝利》描繪了畢加索，作為歐洲藝術的”將軍“，投降給克萊門特·格林伯格，紐約藝術的”將軍“：波洛克等人圍觀。事實上，當時的現實卻截然相反，美國才是戰爭的輸家。

到了1980年底，MoMA都還沒有收藏任何安迪·沃霍爾（Andy Warhol）的作品！ 那個時代，多重的力量產生的沖突在一步步破壞MoMA站在現代藝術前沿的基石。MoMA的管理者們認為沃霍爾畫的罐頭、磚石、鞋子和高尚的現代藝術相反；這些庸俗的、贊揚快銷時代的作品無法和現代藝術相提并論。紐約的藝術經歷著劇烈的沖突，這個轉變絕不是平順、和諧的。

然而，畢沙羅教授卻認為，把近代的藝術和經典、古典的杰作放在一起，完全沒有沖突。他在德國策劃的展覽里，杰夫·昆斯（Jeff Koons）的作品和歐洲古代的宗教性雕塑一起被展出。

今天，全球的策展人在尋找辦法來面對不斷更新的審美和作品給經典帶來的挑戰。MoMA在今年也做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嘗試：1960年代的畫和1961年的捷豹跑車放在一起被展示。如果你問：難道跑車也算是藝術嗎？畢沙羅教授的回答是：是的，而且藝術與工藝的區別在當下越來越不重要了。

2016年，畢沙羅教授在紐約拜訪了蔡國強的工作室，他認為蔡國強這樣一位現象級的藝術家正在打破藝術的陳舊邊界。在交流中，他發現蔡國強對西方藝術有深厚的了解，而他的作品也深深地受到了西方藝術的影響。蔡國強所代表的中國藝術生機勃勃，而西方對它們的了解還太浮皮潦草。

21世紀進入了第二個十年，我們正經歷著全球藝術跨越地域、種族的大爆發。 面對前所未有的藝術作品的數量和新的表達方式， 我們如何理解這些無法量化、無法充分解讀的藝術呢？這是所有的藝術愛好者們需要思考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