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緊緊把握“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關鍵在黨要管黨、從嚴治黨”，在黨的歷史上首次提出“全面從嚴治黨”，深化了對管黨治黨規律的認識。十八屆六中全會專題研究全面從嚴治黨，審議通過《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回答了新形勢下為什么從嚴治黨、怎樣從嚴治黨等重大命題。貫徹落實十八屆六中全會和中央紀委七次全會精神，應結合黨的優良傳統和歷史經驗深刻理解全面從嚴治黨的四個鮮明特征。

全面從嚴治黨必須從黨內政治生活嚴起。嚴肅認真的黨內生活是我們黨應對風險挑戰、解決黨內突出問題的法寶。1929年，毛澤東同志在《古田會議決議》中指出，糾正黨內主觀主義錯誤的方法“主要是教育黨員使黨員的思想和黨內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學化”。1962年，黨中央總結“大躍進”等經驗教訓時，鄧小平同志強調，“必須注意健全黨的生活”。1980年，針對文革造成的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被嚴重破壞，十一屆五中全會指出，“中央根據目前黨的狀況，向全黨重申黨內政治生活的下列準則”，明確黨內政治生活基本規范。一個時期以來，黨內累積了一些突出問題，尤其是無視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的“七個有之”，令人震驚。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從嚴治黨，最根本的就是要使全黨各級組織和全體黨員、干部都按照黨內政治生活準則和黨的各項規定辦事”。十八屆六中全會繼承黨的優良傳統，審議通過《準則》，向全黨嚴肅表明，黨要管黨必須從黨內政治生活管起，從嚴治黨必須從黨內政治生活嚴起。這是全面從嚴治黨的根本要求。

全面從嚴治黨必須從紀律嚴起。我們黨是無產階級性質的政黨，紀律問題關系無產階級事業成敗。馬克思指出，“我們現在必須絕對保持黨的紀律，否則將一事無成”。列寧認為，“誰哪怕是把無產階級政黨的鐵的紀律稍微削弱一點（特別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那他事實上就是在幫助資產階級來反對無產階級”。1946年7月，國民黨大舉進攻蘇中要地海安，野戰軍司令員粟裕主張實施運動防御并放棄海安，主力待機殲敵；有同志認為，我軍已取得宣泰、如南作戰勝利，不應放棄戰略要地，應與敵決戰。粟裕回憶，“我遠離華中分局和華中軍區，不敢單獨決定”，一天一夜趕到300里外的華中分局。華中分局常委會鄭重討論后同意粟裕意見，遂取得“蘇中七戰七捷”。粟裕之“不敢”，是共產黨人堅持黨的領導、嚴守紀律的表現，毛澤東同志將黨內這一優良傳統和經驗總結為“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當前，我們黨面臨的主要挑戰是黨的領導弱化和組織渙散、紀律松弛，這對黨的事業將構成致命性危險。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黨要團結帶領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基本實現現代化，同樣要靠鐵的紀律保證”。“紀律不嚴，從嚴治黨就無從談起”，從紀律嚴起，是全面從嚴治黨的基本前提。

全面從嚴治黨必須從作風嚴起。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的一個顯著特點是，中央以八項規定為切入口和動員令從嚴抓作風，在堅持中深化、在深化中堅持，成效明顯。一是深化了對作風的理解。態度體現覺悟，作風觀照黨性。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在作風問題上，起決定作用的是黨性”。作風好壞映射出黨性強弱，抓作風就是強化黨性。二是提高了對作風問題嚴重性的認識。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一個時期以來，作風問題在黨內確實相當嚴重，已經到了非抓不可的時候，不抓不行了”。三是明確作風建設的有效途徑。作風問題具有頑固性和反復性，多年來一直在抓，但不少問題沒有解決甚至愈演愈烈。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作風問題必須抓長、長抓，扭住不放，持之以恒，久久為功”。以中央八項規定破題的四年作風建設實踐表明，黨中央不以患微而不察，不以惡小而不除，集中整飭黨風，為全面從嚴治黨奠定扎實基礎。

全面從嚴治黨必須從高級干部嚴起。首先，這是黨的優良傳統。延安整風運動的重點就是黨的高級干部，毛澤東同志講“只要把他們教育好了，下級干部的進步就快了”。改革開放后，鄧小平同志多次講高級干部要帶頭問題，積極推動中央印發《關于高級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規定》。第二，這是汲取歷史教訓。1931年，時任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腐化叛變，迫使黨中央大轉移，惲代英、蔡和森等被殺害。1950年，時任中共臺灣工委書記蔡孝乾腐化叛變，導致在臺地下黨組織被破壞殆盡……在革命、建設、改革等各個時期，高級干部出問題不乏其例，因其“高”而后果“重”，一旦出問題，危害巨大甚至會有災難性。第三，這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關鍵。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查處200多名高級干部，突出反映從高級干部嚴起的緊迫性和必要性。《準則》指出，“特別是高級干部中極少數人政治野心膨脹、權欲熏心，搞陽奉陰違、結黨營私、團團伙伙、拉幫結派、謀取權位等政治陰謀活動”。《條例》用專章規定黨的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等黨的中央組織的監督，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把這部分人抓好了，能夠在全黨作出表率，很多事情就好辦了”。

作者：中央紀委組織部　劉文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