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輝縣發掘報告》是新中國第一本田野發掘報告，由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科學出版社1956年出版。時隔一甲子，坊間早已難覓這部報告的蹤影，典藏機構也大多視為珍藏，不輕易示人。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科學出版社重印這部考古學經典著作，不啻是學界福音。重讀輝縣報告，重溫輝縣發掘，我們更能體悟這次發掘和這部報告在中國考古學史上的特殊意義。

圖片均選自《輝縣發掘報告》。

一

考古學在中國是一門年輕的學科。1926年李濟在山西夏縣西陰村的發掘，是第一次由中國學者自己主導的田野考古發掘，標志著近代科學考古學真正傳入中國。1928年，在傅斯年的積極籌劃下，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創辦，下設考古組，中國才第一次擁有了國家級的考古學專門研究機構。從1928年至1937年，考古組以安陽殷墟的十五次發掘為契機，培養出以“考古組十弟兄”為代表的第一代本土考古學者。

1950年8月1日，中國科學院考古所正式成立。考古所以原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考古組和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的留守人員為班底，所長由文化部文物事業管理局局長鄭振鐸兼任，梁思永和夏鼐為副所長，實際負責所務。這個新機構的研究人員只有8人，加上技術員和技工也才14人，這實際上就是新中國成立初期整個國家全部的考古力量。

考古所成立伊始，所面臨的主要問題依然是人員不足，急需培訓干部，擴大研究隊伍。為此，考古所于1950年10月組團前往河南輝縣（當時屬平原省）開展發掘工作。發掘團由夏鼐任團長、郭寶鈞為副團長、蘇秉琦為秘書長，另有技術人員和技工多人，發掘團的主要任務是對團里的四名年輕人安志敏、石興邦、王伯洪和王仲殊進行田野考古培訓。輝縣發掘實際上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次以培訓為主要目標的田野考古。

二

田野考古培訓主要有兩方面的工作：一是如何發掘古代遺址，二是如何編寫發掘報告。這兩項工作既相互獨立，又密切聯系。《輝縣發掘報告》的出版，開創了田野考古發掘工作結束后在一定時間內盡快出版考古報告的先河，這一條在日后的考古發掘工作中被不斷地重申、強調，已經成為考古工作的慣例和硬要求。

發掘團中負責指導的三位老師都有各自的發掘經歷。夏鼐自不必多說，郭寶鈞早年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但卻是“老殷墟”，早在1928年，他即以當時河南省教育廳代表身份參加了史語所在殷墟的第一次發掘，從此與考古結緣。殷墟之外，他還參加了史語所在山東歷城龍山鎮城子崖遺址的發掘，并以河南古跡研究會名義主持了濬縣辛村衛國墓地、輝縣琉璃閣和汲縣山彪鎮等重要遺址的發掘工作，在墓葬發掘方面積累了極其寶貴的經驗。蘇秉琦先生1934年夏自北師大歷史系畢業后入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工作，當年秋天就在徐旭生的帶領下前往陜西寶雞斗雞臺遺址進行考古發掘。可以說，夏、郭、蘇三人代表了當時中國考古學界的最高水準。

三位指導老師有明確的分工：夏鼐全面負責發掘，并輔導幾位年輕人的田野工作實踐；郭寶鈞參與指導并做實際田野工作，同時負責與地方交涉；蘇秉琦負責業務管理，掌管墓葬鉆探情況，負責墓葬的編號和分配，以及向考古所寫工作匯報等行政事務。上述分工，既與他們三人的工作經歷和業務專長密切相關，也是中國考古學當時所處階段的必然結果。

考古報告的編寫是田野考古工作的核心環節。輝縣發掘之前，真正意義上的考古發掘報告只有兩本——梁思永主持編寫的《城子崖》和蘇秉琦獨立完成的《斗雞臺溝東區墓葬》。一部發掘報告的質量，主要有兩點決定性因素：一是田野發掘的水平，二是報告編寫的體例。《城子崖》報告體例雖由梁思永創制，但參與發掘者甚眾，報告內容又雜出眾人之手，梁思永為了遷就原稿而留有諸多遺憾，所以他后來一直有強烈的愿望要“一氣呵成”殷墟西北岡王陵的發掘報告，可惜因戰亂和身體原因而再留遺憾。斗雞臺遺址是北平研究院田野發掘的第一站，在1934年至1937年間曾先后進行過三次發掘。受材料的限制，我們現在已經不清楚斗雞臺遺址的發掘方法了，但從《斗雞臺溝東區墓葬》所揭示的相關內容來看，當時的發掘水平無疑是有相當局限性的，如對墓葬的描述都比較簡單，很多墓葬缺少平面圖，更無剖面圖。但由于《斗雞臺溝東區墓葬》是由蘇秉琦一人獨立完成的，具有很大的自由度，所以他結合發掘材料的實際情況而獨創了一套不同于《城子崖》的報告編寫體例，特別是他為解決墓葬的年代和分期問題而撰寫的附錄——“瓦鬲的研究”，更是開創了中國考古學類型學研究的先河。

從1950年冬到1952年春，發掘團先后在輝縣的五個地點進行了三次較大規模的發掘。發掘結束后不久，梁思永和夏鼐即開始籌劃《輝縣發掘報告》的編寫工作。報告編寫由梁思永主持，他親自擬定體例，與夏鼐商量后再交由發掘團成員分頭撰寫。在報告編寫過程中，采取了導師制的人才培養方式——梁思永指導安志敏，夏鼐指導王仲殊，郭寶鈞指導王伯洪，蘇秉琦指導石興邦。

工作作風的培養也是田野考古訓練的重要組成部分。發掘期間，夏鼐自己負責發掘難度最大的戰國車馬坑。當時已經是隆冬季節，車馬坑被凍成了冰土塊，夏鼐每天利用炭火盆慢慢地消融冰塊，再一點一點地剔出車的殘痕，一邊清理，一邊記錄和繪圖，雙手凍腫也不管不顧。經過無數次的反復，夏鼐不僅將車馬坑完整地清理出來，而且在發掘結束后不久，就根據發掘記錄將車子復原出來。這種專注的敬業精神和以身示范的榜樣力量對幾位年輕人具有極強的感召力和潛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并由此塑造了中國考古人不怕吃苦、嚴謹踏實、樂于奉獻的基本品格。

三

輝縣發掘對四位年輕人的培養并非一般意義上的田野技能的培訓，而是著眼于學科布局和學科發展，這一點從夏鼐對他們的工作安排上就可一覽無余。

發掘團的第一次發掘工作選在輝縣城東的琉璃閣進行。這里的文化堆積豐富，主要有商代、戰國和漢代的文化層與墓葬。在發掘過程中，殷周的墓葬多分給了王伯洪和安志敏二人，漢墓則交給王仲殊，其他遺跡則歸石興邦。這樣的分工實際上代表了夏鼐的學科規劃，希望藉由這幾位年輕人構建起比較完整的學科體系。而若干年之后，夏鼐的良苦用心就有了回報，他們四人都成為各自研究領域的領軍人物：王伯洪是商周考古專家，并于1955年擔任考古所豐鎬考古隊首任隊長，負責西周都邑豐鎬遺址的發掘工作；安志敏是著名的史前考古和商周考古專家，先后主持或參加了鄭州二里崗、陜縣廟底溝和洛陽中州路等著名遺址的發掘工作；王仲殊則成長為漢代考古權威，并繼夏鼐之后擔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石興邦后來回到陜西，主持發掘了著名的半坡遺址，并長期擔任陜西考古研究所所長，主導了陜西的考古工作。

僅靠輝縣發掘培養出來的幾位年輕人還不足以緩解日益迫切的人才需求。為徹底解決國家考古人才短缺問題，北京大學在1952年至1955年間舉辦了四期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學員總數達369人。訓練班的核心課程是考古學、田野考古方法及實習，教員包括梁思永、夏鼐、裴文中、曾昭燏、郭寶鈞、蘇秉琦、石興邦和安志敏，其主要成員均來自輝縣發掘團。此外，發掘團的技術人員也參與到教學中來，如徐智銘講考古繪圖，趙銓講考古照相，老技師白萬玉講工地文物包裝處理等。這批訓練班成員日后大多成為全國各地考古工作的骨干力量，“輝縣模式”經由他們而深深扎根于中國考古界。

1952年，北京大學率先在全國高校中設立考古專業，輝縣發掘團的多位成員在北大承擔課程。夏鼐主講考古學通論和考古方法，將他的考古學理念系統地傳授。而蘇秉琦則自北大考古專業創辦伊始即兼任專業主任，直至1983年北大考古系成立才卸任，為新中國考古專業人才的培養作出了突出貢獻。可以說，“輝縣模式”經由北大考古在全國發揚光大。

輝縣發掘已成為歷史，輝縣報告則已鑄成經典。我們今天重讀《輝縣發掘報告》，不僅是要緬懷前賢，更要關注當下，認真思考考古學的理論與方法，積極探索中國考古學的未來。

（作者為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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