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日前要求菲國防部長將菲美聯合海軍演習地點轉移到南海有爭議以外的地區,這顯然又被美國媒體視為粗魯挑戰現狀的新例證。雖然西方媒體及一些政客將杜特爾特描繪成政治門外漢,但筆者認為他的所作所為尤其是他對安全局勢的看法其實深有見地。

近五六年來,亞洲一直被一種虛擬的中國威脅所困擾。杜特爾特領導菲律賓做出的轉變,其實是認識到了這種困擾的實質。這種轉變,其意義不在于亞洲國家在政治上選擇依靠誰的問題,而在于它啟動了一種新的思維。

在流行的理論中,自從國家取代了以前的政治組織形式,相互間形成以領土為基礎的政治關系之后,安全問題就處在一切國際議程的頂端。國家之上沒有權威,在這個無政府狀態的自助體系中,安全是生存第一要素。因此,弱國要跟著強國走,要尋求結盟,或者建立均勢。亞洲各國都被誘導著憑了這種理論在感悟環境、辨識政策。這種理論是美國回歸亞洲的政治基礎。美國以嫻熟的地緣政治手腕撩撥各國的神經,媒體中持續存在南海、日本、朝鮮、臺灣沖突正在逼近的種種跡象,形成了本地區對安全問題的過度關切。

亞洲可能會遇到一個完全不同于我們對“大國興衰”常識性看法的世界。東亞國家是通過合作發展自己,還是通過與外力結盟打敗區域內的對手,這個問題決定著各國共同的前景。菲律賓選擇的是合作。用軍事對抗的方式看待國際事務是美國的習慣。然而與安全有關的軍事政策可以消耗大量財力,它的機會成本意味著一些緊急的社會問題可以被忽略。菲律賓現在把清除毒品危害、打擊恐怖主義、發展經濟這些被忽略的社會目標置于優先議程并尋求中國的幫助,其政策指向更加符合其國家實際,符合民眾關切。

一些國家把維護美國在亞洲首屈一指的地位和自身安全聯系在一起,而菲律賓新政府推行的政策與此完全不同。那么,菲律賓的安全會遇到問題嗎?答案顯然是“不會”。菲漁民可以在爭議海域捕魚以及240億美元的貸款和投資協定已成為杜特爾特訪華的第一批成果。從某種角度看,這其實是一種以自然之心回報對方并內化為行為方式的亞洲文化。是歷史上人與人之間交往的一種中國范式。這也說明亞洲離開西方的那套理論,以自身文化和為鄰經驗來處理相互關系結果也許會更好。

文化被視為社會生活中獨特的秩序。戰略、安全意識也是社會文化的反映。東亞的文化和歷史經驗與西方提供給我們的是有區別的。戰國時墨子說,要“視人國若其國”,“愛人若愛其身”。這是兩千多年來最具人文情懷,最富有理想主義的國際關系理論。把情感置于國家間關系的重要位置,存在于中國傳統中已有久遠的歷史。如今,中國也是強調情感最多的國家,說和周邊是搬不走的鄰居,和睦為鄰已經數千年,即使有過沖突,也只是漫長歷史的小插曲。相互之間要做好朋友、好伙伴、好鄰居。絕不像西方國際思維:“國家以利益原則行事,從不會做出自我犧牲”,于是就仇視到底,競爭到底。崛起的亞洲需要以自己的眼光看待這個世界。

15世紀,作為政治單元的民族國家在西方陸續出現,而東亞直到20世紀中期才相繼獨立,進入民族國家體系較晚,缺乏自己關于如何應對這一體系的理論和經驗。在今天的東亞,雖然不同社會之間最重要的聯系依然是通過國家這種體系發生的,但做過西方殖民地的國家怎能把19、20世紀列強爭霸的理論作為自己處理相互關系的依據?尊奉它,文明政治的和諧樂章將永遠不會出現在自己周邊。(作者是連云港發展研究院院長,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