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目標上看，2017年經濟增長仍然將實行“穩字當頭”的區間管理，6.5%左右仍然是“穩增長”考慮中的“鐵底”，物價指數應當控制在3%左右，就業目標（城鎮新增就業崗位）也仍然將在1000萬以上。當然，更重要的是把握好實現目標的政策舉措。總體而言，應當從需求與供給兩側發力，特別是狠抓供給側優化結構的針對性措施，因為這是決策上慎重判斷后認定的矛盾的主要方面。

賈康

穩中求進是今年經濟工作的主基調。要實現6.5%左右的增長，仍然要從投資、出口、消費“三駕馬車”的結構性動力系統入手，釋放需求、助力穩增長，因為在并不有利的國際形勢下，需求側仍然是調動投資和消費潛力的重要抓手。投資方面，以政府為主的投資仍然會成為穩增長的主要推力，但在投資方向、方式上，必須做進一步的優化改進，PPP（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盡管還存在困難與問題，但有望、也必須是未來政府介入投資領域的主要創新重點。消費方面，近年來增長勢頭值得期待，但為進一步提振消費，國家需要在市場環境、消費引導等方面做不少工作。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明確，今年宏觀經濟政策的基本取向是“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具體而言，應看清我國貨幣政策不具備大規模擴張的必要性與可能性，現實的把握應是“穩健中性”。財政政策方面將繼續以“積極”為主的基調，相關要領首先體現為赤字率還要處理為較高水平，如有必要也可以在2016年3%的基礎上適度上調；其次是減稅降費，繼營改增之后，今年財政仍然將繼續減稅，可有作為的空間主要存在于增值稅稅率的減并和適度調低上，同時“降費”方面可以作為的空間則十分值得重視，各類收費、政府性基金、社保、住房公積金等都具備一定的調整降低空間，而且這樣做對規范政府收入秩序、理順政府與市場、社會的關系會有莫大的好處，應當成為重要的政策選項。再次，則是進一步優化財政支出結構，使之更加符合供給側改革的需要。

人們以往談論很多的“三駕馬車”動力框架局限于需求側，是沒有完成對于動力體系的完整認知和把握的，必須把其結構化邏輯傳導、延伸至供給側，抓好更為全面、復雜的結構優化支持的動力體系轉型、升級，這在宏觀政策調控中將更多表現為以財政政策為主發力，突出重點地調結構、惠民生、護生態、防風險，增強經濟發展可持續性和加快發展方式轉變，提高增長質量。要看到2016年的宏觀經濟運行，是2011年中國經濟持續下行以來終于體現出有可能對接階段性探底的一年，自一季度開始，連續三個季度龍頭指標GDP報出6.7%的增長率，第四季度很有可能還是6.7%左右，一個年度“小平臺”的表現為多年來絕無僅有。結合自2015年下半年以來各項主要經濟指標演變中亮點紛呈的觀察分析，我們認為可以謹慎樂觀地提出一個粗線條預測判斷：在2011年以來的中國經濟下行中，有望于2017年完成較明顯的探底。緊跟著我們應當力求實現經濟的企穩，以對接一個時間越長越好的中高速的增長平臺，關鍵是要使這一平臺期的中國經濟具備結構優化、發展方式向集約化加快轉變的“升級版”特征。

2016年可稱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元年，主要切入點是啟動了“三去一降一補”工作，今年需要抓緊時機深化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必要指出，在“三去一降一補”工作中，雖已取得明顯進展與成績，但也存在使用行政介入方法的局限性，充分發揮市場作用不夠，易出現違背經濟規律的偏差，很有必要及時總結經驗教訓，興利除弊。

一方面，在繼續深入進行“三去一降一補”的同時，要抓緊實施、推動一批關系到市場經濟體制基石建設的重大改革，如國企改革、土地改革、金融改革、財稅改革、住房制度改革、行政架構改革、司法改革等，以為那些從落后過剩行業內動態釋放出來的要素創造自由流動、優化重組的環境和條件。

另一方面，結合當前世界產業結構的變化與我國經濟增長的階段特征，優化配置的要素必將較多地集聚在以“互聯網+”為基礎的各類新經濟行業上，可以說新經濟的發育發展程度，是衡量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現程度的主要標志。因此，今年應當想方設法，為各類新經濟的成長掃清障礙、創造更好的條件，以把握住新技術革命的先機，為中國經濟長遠的健康穩定發展奠定基礎。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財政部原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本文為其在“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2017年會”上的發言，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