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紅會和北京解剖學會在長青園骨灰林內悼念志愿捐獻遺體的逝者 攝影/本報記者 魏彤

近日，一陣募捐風波之后，5歲羅一笑小朋友走了，遺體被送往了深圳大學醫學院，作為該醫學院今年的第53位無語體師，用于臨床醫學科研和發展。鮮為人知的是，在醫學界，捐獻遺體作為醫學研究的個體非常之少，像羅一笑小朋友這樣的低齡捐獻者更是極其罕見，難以滿足臨床科研的需求。

沒有骨灰的陵園 16年的數字只有“2097”

北京東南五環與六環間，有一處公墓，名叫“長青園”。每年清明時節，這里都會迎來大量的祭奠哀悼者。與其它墓地不同的是，陵園一角的“生命”紀念碑處，密密麻麻地刻著一排又一排的名字。有些名字用可粘貼的點綴框了起來，有些名字旁邊小心地貼著不足一寸的照片，還要注意不擋住旁邊的名字——這是家屬從2097個名字中能給予親人的最后一點“特殊”哀思。

沒有骨灰，他們是遺體捐獻者。“2097”是截至2015年北京地區遺體捐獻的總數。北京志愿遺體捐獻工作始于1999年，公開數據顯示，1999年至2015年，北京市有19908人報名志愿捐獻遺體，2097人實現了遺體捐獻。不同于多家醫院可接受器官捐獻，北京地區只在三所醫學院校設置了遺體捐獻接受站，分別位于協和醫學院、北京大學醫學部和首都醫科大學。這些遺體主要用于臨床教學和科研工作。

由于北京地區禁止遺體買賣，因此志愿捐獻遺體就成了醫學院校實體解剖操作的唯一來源。首都醫科大學負責遺體接收工作的王老師介紹說，該校2016年接收了45具遺體捐獻，“比往年多點，2015年的數字是40。”北京大學醫學部2016年也有所增加：“2016年是73，2015年63，” 北醫遺體捐獻站工作人員谷培良說，“2008年，遺體捐獻只是29具，記得當時老師告訴我，這個數字已經持續了七、八年了，之前都是負增長，直到2009年經媒體宣傳過后，數字才出現緩慢增長。”

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志愿捐贈遺體接受站2016年接收遺體147具，由于兒童遺體無法用于教學，僅限于科研，因此協和站目前不接收兒童遺體。“協和之所以數量較多，因為很多捐獻者是協和的病人，或者對協和有特殊的感情，因此指定到協和來捐獻遺體。”工作人員表示。

從全市來看，2015年全年共收到235具捐獻遺體，與2014年的231基本持平。“近幾年都是二百多，比起之前有所增加。”北京解剖學會秘書長司銀楚說。

樣本稀缺 十幾名學生解剖一具遺體

盡管數字有所增長，但相對于醫學院校的臨床科研來說，北京解剖學會秘書長司銀楚認為仍不能滿足需求。“目前普遍來看都是十名或者十幾名學生一組，共用一具遺體進行臨床解剖操作，比較理想的狀態應該是4或6人一組，這樣可以保證每個學生的技術操作練習到位。”司銀楚介紹說，在醫學院校，解剖學是入學后的第一學期的必修課，除了解剖理論的學習，解剖操作對于醫學生了解人體結構非常重要，“皮膚怎么切，神經怎么分離，刀怎么拿，這些技能的培養必須需要實際操作。”

同時，司銀楚指出，由于遺體捐獻的接收數量有限，諸如北京中醫藥大學、北京衛生職業技術學院等醫學院校，就只能通過購買遺體標本或者購置模型的方式完成解剖課。

面對需求缺口，首都醫科大學王老師認為，除了等待，沒有別的辦法。

低齡遺體捐獻存爭議 樣本更是不足1%

據了解，在實現遺體捐獻的人群中，以八九十歲的老人為主，也有年僅幾個月的嬰兒或者低齡兒童。但整體來說，低齡遺體捐獻的數量非常少。北京青年報記者從三個接收點和市紅會遺體捐獻管理辦公室了解到，每年的低齡遺體捐獻者不超過5個，1999年以來的更少，僅為20個左右，這意味著低齡遺體捐獻者約為整體捐獻量的1%。北青報記者從首都醫科大學得到了類似的答案：“很少很少，今年的45位捐獻完成者中，沒有兒童。”

這其中的原因不難分析，“遺體捐獻是由捐獻者自己提出意愿和申請的，兒童的遺體捐獻只能由父母或其他親屬代為完成，捐獻孩子遺體，對于父母來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兒。”司銀楚說。

對于低齡遺體捐獻者，業內有不同的看法。司銀楚說，從臨床醫學的角度來看，人體不同成長階段的形態、臟器功能和發育情況都不一樣，所以不同年齡段的遺體研究都有一定意義的，“另外可以從疾病成因、病理角度等分析兒童疾病，對醫學來說是有幫助的。”

在羅一笑遺體捐獻后，微博認證為“北京大學腫瘤醫院消化道腫瘤內科主任醫師張曉東”的博主曾發微博表示，“捐獻尸體用于醫學教學非常值得尊敬，也應當提倡和鼓勵，但我個人不贊成兒童尸體用于醫學院教學，面對孩子的尸體，醫學生很難淡定，很難承受這種心理壓力，如果不是作為兒童疾病研究，沒有必要。”

探因

只能被動等待 多數捐獻者的遺體不能到位

為什么近兩萬名登記捐獻者，只有2097名遺體捐獻到位？

簡單來說，遺體捐獻需要經過捐獻者提出申請，公證，捐獻者去世后家屬通知接收站，接收站聯系殯儀車接遺體，隨后送往學校保存使用。在這一過程中，“捐獻者去世家屬通知接受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我們不能天天打電話去問人家去世沒有，這樣太不禮貌了，所以只能被動等待。”首都醫科大學負責遺體接收的王老師說，“翻翻此前的申請記錄可以看到，有些捐獻者的年紀已經很高了，但如果家屬不聯系我們，我們永遠無法得知捐獻者是否健在，是否有可能實現捐獻，這些答案只能等待。”

因此，在首都醫科大學的接收站，王老師會囑咐捐獻者與家人充分溝通，“只有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才能真正實現捐獻者的心愿。”王老師舉例，前段時間有一位去世的遺體捐獻者，直系親屬按照逝者遺愿通知了學校，但旁系親屬不同意捐獻，為避免矛盾激化，最終學校取消了已經訂好的殯儀車。

北京解剖學會秘書長司銀楚對此也有同樣的看法，“如果家屬不同意捐獻，我們是不能勉強的，遺體捐獻是自愿的，充分尊重捐獻者及家屬的意見。

對話

上課前需向“大體老師”默哀鞠躬

對話人：首都醫科大2012屆臨床專業生鄭超

遺體捐獻完成交由學校保管后，將以“大體老師”的身份在醫學院的實驗室內度過“延長”生命的最后一段旅程。作為首都醫科大學臨床專業的一名2012屆畢業生，鄭超回憶起大學時代的“大體老師”，仍記得第一堂課的緊張，以及對“大體老師”的無限敬意。

北青報：“無語體師”和“大體老師”的稱呼有何不同？

鄭超：各個高校對于捐獻的遺體都有各自的稱呼,“無語體師”和“大體老師”都是相同的概念。在我們上第一節解剖實踐課前，老師強調上課紀律，用到了“大體老師”這個稱呼，此前也有聽過，這是對遺體捐獻者的尊稱，所以我們也都這樣沿用。解剖分為局部解剖和系統解剖，捐獻的遺體就是用于系統解剖，幫助我們對人體有個整體了解，可以說沒有他們，我們在學習過程中對解剖、對人體無法有一個完整的認識，從這個角度來說，也應當被尊稱為老師。

北青報：課前有什么特殊儀式和紀律嗎？

鄭超：在準備上課前，老師會強調捐獻的遺體來之不易，由于數量不是很多，我們要格外珍惜。要求我們尊重逝者，尊重大體老師，不能拍照、不能嬉戲。講完這些要求后，我們集體向大體老師默哀，并鞠躬表達敬意。

北青報：第一次面對“大體老師”是什么樣的心情？

鄭超：我們在大一的第一個學期就有解剖課，前兩個月是理論課，11月開始有操作課。十八九歲的年紀，對解剖除了好奇，其實還是有一定的緊張感的。所以在實際操作課開始前，我們會向高年級的師哥師姐詢問上課情形，這樣也就做了充分的心理準備。

當真正面對“大體老師”的時候，其實考慮心情的就很少了，更多的是在想要珍惜，把每一步操作做到位，不浪費機會。記得那會兒大家上其他課可能直接就去聽了，但解剖操作課前，我們都會預習一遍，以便達到最好的練習效果。

北青報：上課的情形是什么樣的？

鄭超：上課是在學校的實驗室，不陌生。全班分成四組，每組十幾個人，站在大體老師兩側。老師會點出操作要點和注意事項，接著我們就開始操作。大家會輪流進行，通過切割暴露后逐層去看肌肉和血管等部位。 就算課本是彩頁，也跟真正看到的人體結構是不一樣的。這些認知和技能，如果沒有“大體老師”，我們是無法獲得的。

本組文/本報記者 張小妹 彭小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