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茗字的源起，現場黃老先生是專家。”在南京舉辦的一次普洱茶研討會上，復旦大學教授錢文忠的一句介紹，讓與會者注意到在座的一位頭發花白的老人。

黃桂樞

面色紅潤的老人緩緩站起、侃侃而談：“這個茗字我考察過，古漢語讀四聲（同命音），這是西南少數民族語言。作為古代濮人后裔的佤族、布朗族對于生茶、酸茶的發音是mian（入聲），即是歷史的印證……”

這位老先生，就是云南省普洱市文物管理所原所長、（云南）普洱茶文化研究會常務副會長黃桂樞。現年82歲的他上過郵票，是首屆“全球普洱茶十大杰出人物”之一，更是最早向政府提議將“思茅地區”更名為“普洱市”、最早提出“普洱茶文化”概念的人……

30年坐熱冷板凳

很多業界茶人知道黃桂樞這個名字，先是因為他的書———《普洱茶文化》，早在2003年就在臺灣出版了此書，今年在大陸再版。

書中洋洋灑灑的35萬字，為許多讀者第一次勾勒出了普洱茶的完整模樣。“一位北京大學的教授看完書第一時間給我打電話，說之前對普洱茶的了解一直是在云里霧里，這次才知道普洱茶這頭‘大象’，到底頭在哪兒，尾巴在哪兒，清清楚楚。”讀者這樣的反饋，讓黃老很是欣慰。

一本專業書籍，交代一下歷史背景是常規。聊聊明清，說說宋元，談談漢唐……黃桂樞的這本書，一開篇就穿透了人類歷史：第三紀漸新世，距現在已有3540萬年前，我們就要從那時的景谷寬葉木蘭（新種）化石說起……

讀此書相熟的朋友，都會想到黃桂樞的那口頭禪：“因為我是搞文物考古的！”

茶馬古道上，一個個印在石頭上的馬蹄窩，深深淺淺，當多數茶人將目光掠過這個場景時，黃桂樞卻蹲下來，掏出隨身的皮尺，細細地測量，然后自言自語：“差不多兩厘米。”

在他眼里，古茶樹是文物，茶馬古道是文物，具有文化價值、上貢給皇帝的普洱茶是文物，茶莊茶號遺址是文物，具有歷史和藝術價值的茶杯、茶壺、茶碗、茶鍋、茶灶、茶碾、茶椅是文物，與茶有關的碑刻、詩詞、楹聯、書法、繪畫是文物，另外還有茶馬山歌、趕馬調、采茶曲也是非物質文化遺產。“這些單獨看是一個個文物，研究多了你會發現，這是文化！”所以，黃桂樞認真梳理撰寫的《普洱茶文化》，23章，90多節，30多萬字，積累的是他30多年的血汗，包含的亦是普洱茶文化的方方面面。

“普洱茶文化是考古學的交叉學科、邊緣學科。過去很少有人研究這個。我們云南省考古界的一位領導說，研究普洱茶文化，堅持下去很難，因為要懂的不是一門學科，歷史學、民族學、經濟學、植物學、考古學要懂，還要了解宗教學、醫學、民俗學、方志學。這好比打井鉆礦石一樣，能鉆到礦石嗎，不一定，方向對了還得看你鉆得多深。”

這口井，黃桂樞打通了。“普洱茶文化就像珍珠散落在大地，一顆一顆，我來撿，撿了30多年，串珠成串，閃閃發光，所以才有了這樣的關注。現在，《普洱茶文化》已成為‘云南文庫·學術名家文叢’中的一本，也是這總共100本一套的書中唯一是以茶為主題入選的一本！”

西雙版納茶學會秘書長曾經開玩笑地說：“黃大師，我們研究普洱茶一輩子，把人搞憨了，你怎么研究普洱茶文化，一炮就打響啦？”

“我有第三只眼！”

“哪一只？”

“文物考古這一只！”黃桂樞笑答。

少老不離茶

對于普洱茶文化的了解，不是一天形成，是點點滴滴的積淀。

“我從小就在家中喝過普洱茶，后來愛飲茶、喜歡茶，為了做研究，茶鄉的各個角落、村寨，我都跑遍了。”就連那條茶馬古道，黃桂樞也不知用雙腳丈量過多少次。

“第一次走是剛參加工作的時候。那時交通不便，我從家鄉墨江沿著茶馬古道步行到普洱，走了整整5天。”后來幾次來回，茶馬古道，也由原來的交通必經之地，到如今的國家級文物，在黃桂樞心中有了更重的分量。

在黃桂樞眼里，茶是親切的。他曾下鄉到景谷黃草壩困莊，看見過山區民間婦女揉茶，對所飲之茶有了感性認識；青年時期，他曾住在一個生產傳統普洱茶的景谷縣茶廠旁邊，每天上下班經過茶廠聞茶香，人們壓制沱茶、磚茶，成了他生活中最熟悉的場景，對普洱茶制作了解更為深入；中年時期，他當“農業學大寨”農村工作隊員時，就在景谷縣彝族茶鄉勐麻小海駐扎過一年，與彝族農民社員同吃同住同勞動，同上茶山同采茶，茶鄉為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20世紀80年代初，他下鄉考察過景谷紀家村清末民初茶人紀襄廷墓碑，上山采訪過小景谷苦竹山古茶樹及主人的故事；1984年，他被調到思茅地區文化局籌建地區文物管理所時，與茶文化的接觸更多了。

現如今，“卯亥三喝普洱茶”是黃桂樞雷打不動的習慣。“在天亮之后的卯時和晚間的亥時，我都會喝三次普洱茶，這就是我安樂促養生的普洱茶文化情結。”黃桂樞說。

23年前的那一天

1993年4月4日，當20余輛小轎車，載著遠道而來的181位中外專家學者，沿著思茅地區（當時未更名為普洱）繞城一圈時，著實震撼當時略顯閉塞的山區，也成為載入當地茶葉史冊的一件大事。

這一天，中國普洱茶國際學術研討會暨中國古茶樹遺產保護研討會和首屆中國普洱茶葉節隆重開幕，這是該地區的盛典，也是普洱茶的盛會。時任大會組委會秘書長的黃桂樞，參與提議、組織，正是幕后功臣。

活動的源起，也是黃桂樞的一篇論文——《云南普洱茶史與茶文化略考》。這篇一萬多字的論文首度提出了“普洱茶文化”概念，并發表在中國《農業考古》1992年第2期上。

“沒想到香港《中國茶文化》、臺灣《紫玉金砂》雜志全文轉載了我的這篇論文，而且在日韓、美國以及東南亞一些國家和地區也引起了國際上的關注。”這樣意料之外的收獲，令黃桂樞萌生了在思茅地區辦國際性茶葉研討會的想法。這樣的茶葉盛會，不僅之前沒辦過，其他行業的國際性研討在這里也少之又少。然而，這樣開拓性的創舉，不僅打響了，而且成功了。

“我們邀請了來自美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韓國、日本等國家的學者，與我們中國的學者們一起，舉辦了8天的研討和交流活動。”黃桂樞笑著說，單是翻譯組就有7名成員。

10多年后，黃桂樞再一次碰到其中的一位參與嘉賓時，那位朋友還饒有興味地回憶起這件往事，“他說當時的開幕式，舉辦得像奧運會一樣，入場還要舉國名或地區牌呢。”黃桂樞笑著說。

大會上，黃桂樞提交的論文《論云南瀾滄邦崴古茶樹的發現考察論證及其文物價值與世界原產地問題》，得到了與會者的支持和海內外媒體報道。國家郵電部還以此論文作為依據，發行了《茶》郵票一套四枚，“瀾滄邦崴古茶樹”因此上了郵票。“我們扎扎實實做研討，談觀點，最后由我主編集結成書，出版了———《中國普洱茶文化研究》學術論文集。”

普洱茶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也由此開篇，黃桂樞繼續受命組委會副秘書長一職，看著當地的茶文化浪潮掀起一波又一波。

普洱是世界茶源

2013年5月，在世界32個國家和地區的600多名中外嘉賓的共同見證下，國際茶業委員會將“世界茶源”稱號授予了普洱市，正式明確普洱才是“世界茶源”。談起這件事，黃桂樞的臉上仍然帶有自豪的神情。

“茶葉原產地到底是在中國，還是在印度，這是在國際學術界爭論了一個多世紀的大問題。中國當代茶圣吳覺農老先生等一代茶人，曾為此論證做過非常積極的貢獻，并且得出來茶葉原產地在中國云南的結論，但在國際上仍有存疑。這次稱號的授予，則至此讓這個爭論了一個多世紀的問題而塵埃落定。”

在授牌稱號確定前，還有一段小插曲。當初組委會設想，“世界茶源”的授牌由國際茶業委員會頒發，需要請該委員會主席諾曼·凱利博士親自簽字，但他提出必須要有足夠的理由和根據拿給他看，他才會簽字。這讓組委會一時犯了難。此時，黃桂樞被請出了山。

“我連夜寫了一篇文章，在第二天下午交給組委會，他們翻譯后發往英國。5月25日授牌儀式，諾曼·凱利博士簽了字！”黃桂樞笑著說，不敢說自己的理由和根據材料起到關鍵作用，但他很高興自己能為此貢獻力量，為普洱爭光，為云南爭光，為中國爭光！

現如今，黃桂樞依然為普洱茶文化奔忙著，到亞洲、非洲、美洲、澳洲做文化交流和演講。“我與茶結緣一生，也愿發揮余熱，將茶文化傳播得更廣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