亙古亙今:革命文化與愛國傳統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指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綿延發展、飽受挫折又不斷浴火重生,都離不開中華文化的有力支撐”,“在5000多年文明發展中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黨和人民偉大斗爭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其中,革命文化就是在近代以來中華民族飽受挫折而浴火重生的歷程中不斷發展起來的,它始終關切國家和民族的命運,以其愛國主義的文化品格,科學、民主的文化追求,在反思與批判中繼承并發展了中華傳統文化,成為中華文化發展進程中繼往開來的重要形態,是我們今天堅定文化自信不可或缺的寶貴資源。

革命文化聚焦國家命運

“文運同國運相牽,文脈同國脈相連。”回首歷史,自1840年以來,中國一步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無數仁人志士前仆后繼,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從那時起,建設革命的新文化,改變國家命運,便成為一項緊迫的任務。經歷了百年風雨,1940年,毛澤東主席結合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明確指出新文化應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強調建設這樣的新文化“應該大量吸收外國的進步文化”,同時“必須尊重自己的歷史,決不能割斷歷史”,又云:

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就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就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和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相結合,這就是新民主主義共和國,這就是名副其實的中華民國,這就是我們要造成的新中國。

此一論斷,以理性的文化自覺和高度的文化自信否定了頑固守舊與全盤西化兩種觀點,賦予新文化鮮明的民族性與世界性;與此同時,明確了新文化的最終使命,即改變國家命運,建設一個新中國。對新中國的憧憬,可以說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這一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的開端,正如梁啟超先生《少年中國說》云:

我中國其果老大矣乎?立乎今日以指疇昔,唐虞三代,若何之郅治;秦皇漢武,若何之雄杰;漢唐來之文學,若何之隆盛;康乾間之武功,若何之烜赫……我中國其果老大矣乎?如其老大也,則是中國為過去之國,即地球上昔本有此國,而今漸澌滅,他日之命運殆將盡也。如其非老大也,則是中國為未來之國,即地球上昔未現此國,而今漸發達,他日之前程且方長也。

中華民族之所以擁有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因為我們曾經擁有唐虞三代、漢唐盛世,那些輝煌的歷史不容抹殺、不容割斷。因此,梁啟超在反思“老大帝國”之際,首先回顧了“疇昔”,這一回顧不是要接著做天朝上國的迷夢,而要“立乎今日”——面對近代中國的貧弱與屈辱,捫心自問:我們是否有信心、有能力再造一個“郅治”“隆盛”之局呢?這勢必需要放眼當下,把握世界大勢,面對自身的種種弊端,坦然視為“過去”而決然厘革,更當有取于西方諸國之長,憤然求諸“未來”。唯其如此,中國才不至忍受“老大帝國”之譏,才能始終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如果說,以敬重之心發掘光輝歷史是堅定文化自信的基礎,那么,以開放之心推動革命進程便是堅定文化自信的動力。在這一點上,舊民主主義與新民主主義的偉大革命家們以其民族情懷和世界眼光,為革命文化的建設提供了理論指引。

愛國實踐塑造革命文化

革命文化之所以在近代百年間異軍突起,不僅由于偉大革命家的理論指引,更重要的是有賴于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斗爭的偉大實踐。陳毅元帥詩云:“取義成仁今日事,人間遍種自由花。”在革命斗爭的偉大實踐中,革命者們繼承了孔子、孟子所表彰的“殺身以成仁”“舍生而取義”的道德精神。然而,他們所獻身的“仁義”,已不再關乎一朝一姓的興亡,而是為著民族的獨立與人類的解放。在井岡山上,在長征途中,在抗日烽火和解放戰爭的硝煙里,無數英雄事跡,一次又一次生動詮釋了舍身報國的精義,奠定了革命文化在歷史進程中的獨特地位。

除此之外,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國統區民主運動,高揚著愛國民主的旗幟,也是革命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有“民主堡壘”之稱的西南聯大,大批知識分子投身民主運動的洪流之中,不惜獻出寶貴的生命。其中的杰出代表聞一多先生曾在《文藝與愛國》一文中說:

也許有時僅僅一點文字上的表現還不夠,那便非現身說法不可了。所以陸游一個七十衰翁要“淚灑龍床請北征”,拜倫要戰死在疆場上了。所以拜倫最完美、最偉大的一首詩也便是這一死……我們若得著死難者的熱情的一部分,便可以在文藝上大成功;若得著死難者的熱情的全部,便可以追他們的蹤跡,殺身成仁了。

對于文學家而言,文藝創作的成功固然是他畢生追求的;然而,一位愛國的文學家,他的成功的最高表現形式是親身參與愛國運動的偉大實踐,哪怕為此付出生命;他的文藝創作也因其偉大的愛國情懷而獲得不朽的價值。由此可見,真正的愛國主義者能夠超越一己之私,也能超越象牙之塔,而以殉道的精神追求人類解放、國家富強、民族復興的崇高理想,此即革命文化最重要、最本質的呈現。

偉大的愛國實踐不僅塑造了革命文化,而且激勵世人站在文化自信的基點上,把握中國歷史的發展軌跡以及革命文化的時代使命。正如馮友蘭先生在總結抗戰勝利的意義時說:

我國家以世界之古國,居東亞之天府,本應紹漢唐之遺烈,作并世之先進,將來建國完成,必于世界歷史居獨特之地位。蓋并世列強,雖新而不古;希臘羅馬,有古而無今。惟我國家,亙古亙今,亦新亦舊,斯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也。

如前所述,在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紹漢唐之遺烈,作并世之先進”的自信已然萌發于國人心中;直至抗戰勝利,這一自信更為堅定了。前所未有的全勝之局,促使國人思考是什么支撐著中華民族屹立不倒呢?回顧古希臘、古羅馬,其文化發展的歷史早已中斷,唯獨中華文化延續至今;歐美諸國雖然雄于當世,其文化發展的歷史卻難與中國比肩。要之,當世之中國,既不同于歐美列強,也不會像古希臘、古羅馬那樣衰陵下去,其原因在于中華民族既能延續自身的文化傳統,又勇于革新,勇于創造新的文化傳統。這種勇于革命的精神,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的周武王革命——馮友蘭先生引用了《大雅·文王》的話作為參照,毛澤東主席更是將武王革命譽為“武王領導的人民解放戰爭”。從這個意義上講,革命文化無疑植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中,并且不斷地激活傳統、延續傳統、創造傳統。(作者:孫羽津 國家行政學院社會和文化教研部講師,文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