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記者早已有之。在這件事情上，沒有最有“創意”，只有更有“創意”的。

前幾天，在河南省鹿邑縣人民法院，前去追問一份“陰陽判決書”的當地記者被身穿警服的工作人員毆打，打人者稱：“記者算什么，你以為你是中央級別的啊？”

3年前，陜西省潼關縣國土資源局時任局長率10多人圍毆記者，并放言“讓你娃今天死在我這里”。

哈爾濱鐵路公安局內陸港派出所所長李昌宏的表現也很“突出”，今年4月，當地一名女記者到這家派出所采訪，李昌宏反鎖了門把女記者按到地上搶奪手機。 

“細思恐極”的一幕出現了：記者報了警，可負責出警的，仍是這家派出所。

在一些警察打記者事件中，打人者會關閉執法記錄儀或攝像頭，成功避開打人的畫面。

“細思恐極”的一幕又出現了：國家機器的一只觸手在自身違法時，有意關閉了監視的眼睛。

執法記錄儀或監控攝像頭的監控，原本可以提供事發過程的直接證據。攝像頭會不會恰巧沒裝或者壞了、停電了、不小心關閉，都不是沒有先例的。

有人說，有些挨打的記者屬于暗訪，面對盤問還拒不出示記者證，言外之意就是該打。那么，一位沒有記者證的普通公民在接受公職人員詢問時，拒絕配合是否就該挨打？再退一步，一位犯罪嫌疑人接受審訊就該打嗎？

從局長到所長，從派出所到法院，打記者的每一拳每一腳都打在“法治中國”的肌體上，無一不表現出對自身權力的迷信，對輿論監督的恐懼，對法治精神的蔑視。

近年來，很多此類事件的處理形成了套路：道歉，承諾，調查，然后語焉不詳了。

事情不會因為道歉而結束。人們常說，“如果道歉有用的話，要警察干什么？”“警察”在此處是法治體系的代表。打人者受到紀律懲戒的同時，必須承擔法律責任，即使打人者是警察。

在有關各方參與、依法調查的結果誕生之前，任何道歉都是安慰劑，有應付輿情之嫌。

打記者引發的案件，司法上也不乏判例。2003年，北京一位記者在采訪某小區物業糾紛時被打傷，打人者被判刑。打人就是打人，不管打人者是誰。

打記者事件被曝光后，打人者成功使自己成了新聞當事人，但打記者事件轉移不了視線。被打記者所指出的問題，主管和監管部門必須給出解釋。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因輿論監督引發的打記者事件發生后，有些輿情服務商會出主意轉移視線，發動網民給媒體潑臟水。這種輿情服務錯把輿情當敵情，回避核心問題。這樣的“輿情師”居然頗有市場，令人遺憾。一些官員一葉障目的心態和懶政思維可見一斑。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領導干部要增強同媒體打交道的能力”，“輿論監督和正面宣傳是統一的”，并希望新聞媒體直面工作中存在的問題，直面社會丑惡現象，激濁揚清、針砭時弊，發表批評性報道要事實準確、分析客觀。

增強同媒體打交道的能力是一門媒介素養課。缺課的案例層出不窮。天津今晚報最近披露了該報記者致電天津市建委安居辦的記錄。記者詢問了市民反映的一個問題未獲解答，問對方是哪個部門，回答是“我是哪個部門不方便跟您說”“我可沒時間跟你扯這個”。

這段采訪有一個相聲式的結尾——

問：“我跟您了解一下，您是建委的什么部門，可以嗎？”

答：“不可以，保密。”

問：“我能問一下您貴姓嗎？”

答：“保密。我貴姓保密。”

“我不清楚”“我不知道”“我不是這個部門的，領導不在”“我是實習的”，許多記者都對這樣的答復不陌生。現在，更具創意的“我貴姓保密”出現了。

在這高度發達的信息時代，說“我貴姓保密”的那些人正在試圖阻礙信息的傳播，制造最大的霧，生產最大的霾。

這些人最霸道也最心虛，處在最隱秘的位置，保持最傲慢的姿態，釋放最濃的顆粒物，污染我們社會的能見度。

打記者和“我貴姓保密”，哪一個給這個社會造成的心理陰影更大？身為“輿論工作者”，我認為是后者——與挨打相比，置身信息霧霾中更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