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恐艾”這個群體中，如果相信自己未感染艾滋病，從恐懼中走出來叫“脫恐”（資料圖）

關艾系列報道之二

何力（化名）害怕自己有病，但又“相信”自己有病，不是普通的病，是目前仍無法治愈的艾滋病。

醫院以及疾控中心開具的一張張結果為陰性的化驗單沒能讓何力走出“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的疑慮。三年來，何力像是在求證問題的答案一樣，試圖確定或否定自己感染了艾滋病。

因為恐懼艾滋病，2016年年初，邁入婚姻殿堂的何力，不敢和妻子“親密接觸”。內心十分渴望生育一個孩子的他，每當看見街上可愛的孩子，都幻想自己能有一個孩子，他不是沒有能力，只是因為害怕自己還有萬分之一的幾率感染艾滋病，又將病毒傳染給未來的孩子。

在“恐艾”的世界里，何力并不孤獨。他們總是擔心自己感染了艾滋病，并因此陷入恐懼的泥潭。在百度恐艾吧，關注人數超過5萬人，累計發帖量超過800萬條。“這是一個陽光沒有照射到的群體。”

滋生

何力也沒想到，因懷疑感染艾滋病而產生的恐懼會周而復始地折磨自己。

從事建筑工程的何力，因為工作事務，免不了應酬。“關系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一起尋歡作樂就是關系的認可，我陪你一起去玩，找性工作者，我找了，你沒找，肯定覺得你不信任我。”

2013年底，他和生意伙伴去KTV尋求夜生活，在醉酒的情況下，他第一次和KTV里面的性工作者發生了關系。

一次醉酒后的尋歡，卻讓何力在清醒以后變得焦慮。“我會不會得艾滋病”的疑問涌向心頭，何力如今已難以說清這種恐懼的誘因，就是想當然地“鉆到了牛角尖里面”，認定這個性工作者有病，會傳染艾滋。

于是，他“瘋狂”地去了解艾滋病的相關知識，注冊隱藏了身份的賬號，從網絡貼吧，論壇，到恐艾群體的qq群，把自己的行為與癥狀通過文字描述出來，尋求“專業”人員給予解答。

當時，有從事艾滋病知識普及的專業志愿者告訴他，女性傳染男性的可能性本身就不大，而且根據他的描述，缺乏保護措施的性行為僅持續了很短時間，可以不考慮感染艾滋的可能性。

不過，網絡信息五花八門，并沒有消除何力的擔憂。

在志愿者的建議下，何力選擇用檢測結果說服自己。在6周窗口期過后，何力既恐懼又迫不及待地去醫院檢測，不過，醫院提供的一紙標注為陰性的化驗單仍然沒有消除他的恐懼。

7周、8周一直到12周，何力每周去檢測一次，而且為了保證檢測結果的準確性，他刻意選擇了不同的醫院，“好一點的醫院基本上都去檢測了一次，包括婦幼的孕前檢測都去了”。

醫院的檢測結果沒能說服何力。12周檢測完了，何力覺得還有癥狀，他又跑到當地的疾控中心去檢測，同樣還是陰性的結果，何力的情緒才稍微緩和一些。

恐懼反反復復，持續了半年時間。何力終于開始“相信”沒有感染艾滋病。

在“恐艾”這個群體中，如果戰勝了心魔有個名詞叫“脫恐”，即相信自己沒有感染艾滋病，從恐懼中走了出來。

何力似乎脫恐了。

規模

何力不清楚這種恐懼緣何而來，有時候他也會反問，“周圍的朋友都找過（性工作者），為什么他們不擔心。”

其實恐懼艾滋病的何力并不孤獨。

根據百科名醫提供的解釋：恐艾癥，全稱為艾滋病恐懼癥（獲得性免疫功能缺陷綜合恐懼癥）是一種對艾滋病的強烈恐懼，并伴隨焦慮、抑郁、強迫、疑病等多種心理癥狀和行為異常的心理障礙。患者懷疑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或者非常害怕感染艾滋病并有潔癖等強迫癥表現。

雖然沒有具體的數據統計，但許多志愿者表示，這是一個數量非常龐大的群體，而且是“陽光沒有照射到的群體”。

根據成都市恐艾干預中心專家陳曉宇估算，全國至少有五六十萬恐艾患者，不過，有志愿者測算的數字遠遠高于陳曉宇，達到了千萬人數。

北青報記者注意到，在百度貼吧，專門開設了一個“恐艾吧”，這是國內恐艾群體最大的社區。截至2016年11月28日12時，關注人數有57993人，發帖量8087314條。

恐艾吧的活躍度很高，平均每天的發帖量超過300條，而且帖子基本上都是與艾滋病相關，包括對各種性行為感染艾滋病幾率的科普，以及恐艾網友在窗口期的咨詢。

恐艾不分高低貴賤。北京地壇醫院艾滋病門診主任、北京紅絲帶之家副秘書長倫文輝，在平時的門診中接觸過很多的恐艾患者，覆蓋了白領、學生、醫生、公務員、普通勞動者等各種人群。

因此，他不認為恐艾和對艾滋病的認知存在絕對關聯，“恐艾是有一定心理基礎的，醫生也有恐的，難道說醫生在一線工作對艾滋病的認知會不清楚嗎？”

折磨

因為沉浸在“自己感染了艾滋病”這一恐懼中，何力的工作與生活受到了影響。

“當時無心工作，晚上失眠，白天沒精神，”在恐艾的那段時間，何力試圖用工作填充自己，讓自己無心思考。

不過，恐懼卻“陰魂不散”。何力幾乎一天到晚就是抱著手機，泡在群里面和貼吧里面，詢問什么行為有風險，哪種癥狀是感染了艾滋病，“明明自己有很多事情，但是就是不愿意去做。”

二十幾歲的年紀，何力憂慮最多的除了自己的生命，還有名譽，“如果讓附近的人知道我感染了艾滋病，我們家還怎么在當地抬得起頭，親戚朋友怎么生活？”

這種自己也說不清楚的恐懼，何力從來沒有和家人說過。每次他都是戴著口罩，遮住面容，悄悄地去醫院檢測，害怕讓附近的圈子發現，“我可能感染了艾滋”。

何力的這種恐懼是正常人所不能理解的。

不過，在貼吧、論壇和qq群，一個個賬號背后隱藏的恐艾患者中間，隨處可以見到蔓延的恐懼。

“我好怕，太痛苦了，如果得了我真的不知道該怎么辦？”一位名為“要幸福”的網友，在發生性行為以后，通過搜索關鍵詞的方式進入到恐艾qq群。

據他描述，他現在每天衣服襪子都盡量穿藍色，“高危性行為以后，我看了戰長沙，看哭了，發現只有父母親人健康常在是最好的。我現在想吃一次海底撈都舍不得，想多留些錢給父母，我怕我死了他們受苦。”

在志愿者和有經驗的恐友看來，他的行為無需過多擔心，勸他不用害怕。他很執著地說：“你們都沒有我危險，多半是陽性了。”

但遠不止如此，有些恐艾患者的情況更加離譜。在恐艾咨詢志愿者趙風（化名）接觸的案例中，包括恐棉簽的，恐女性絲襪的，恐針頭的，恐衛生紙的，最離譜還有的恐懼醫院門把手的。問及原因，是醫院有很多病人，有人來檢測艾滋病，門把手會不會殘留有病毒，傳染到自己。他們總能找到恐懼的理由。

恐艾咨詢志愿者飛鳥非常熟悉何力的情況。“鳥哥，我是不是感染了？”三年之中，何力向飛鳥咨詢至少有50次是以這句話開始。

飛鳥在恐艾患者中間非常知名。2013年，飛鳥開始從事艾滋病恐懼網絡咨詢服務。目前他有兩個“防恐艾”qq群，每個群都接近2000人，日均會有20多個新的“患者”進來。

在恐艾群里，飛鳥是“醫生”，為患者“服藥”。據他介紹，他每天累計要發送超過一萬字的文本，去分析回應恐艾群體的各種焦慮。

“鳥哥，這種行為會感染嗎”、“接吻舌頭破了會不會得”，每一個新進群的人，幾乎都會帶著焦慮的心情，希望飛鳥給予指導。大多時候，飛鳥會給出分析，回復說“不會的，放心吧”，有些人會有疑慮，飛鳥就推薦他們購買試紙或者去疾控中心檢測。

放大

當“癥狀”出現時，對于艾滋病的恐懼被無限放大。

“我這種癥狀是不是感染了艾滋啊？”何力會將所有的身體反應與艾滋病的癥狀對應起來。今天出現低燒，何力馬上就去詢問志愿者，明天有咽喉痛，又會去詢問。只要身體稍有一點不適，何力總是不厭其煩。

相比何力，趙元（化名）則很幸運，他是一位“脫恐者”。2011年暑假，發生過同性性行為的趙元，心里特別害怕，睡不著、吃不下。“當時知識比較淡薄，就不停地在網上搜這些東西，想著就是自己已經得了，什么時候能夠治愈，查一下最新的知識，能不能治愈，把自己當成感染了。”

在窗口期，趙元出現了植物神經紊亂的情況，經常會出現低燒，“我當時就一天到晚測量體溫，隨時監測變化。”趙元尤其對窗口期的那次皮膚過敏記憶猶新。“身上起的都是那種疙瘩，特別癢，過敏之后，當天下午我就去疾控中心查去了，告訴醫生，‘你看看我身上長了那么多疙瘩，是不是艾滋病發作了’他說你這可能是過敏。”

倫文輝醫生也認為，很多恐艾的人是處于一種亞健康狀態，身體不舒服卻找不到具體的病因，“很多亞健康狀態確實沒有原因，加上一些暗示，他們就會聯系到艾滋病。”

飛鳥的兩個qq群每天的消息量超過3000條。他對恐艾群體經常比對癥狀后出現的恐懼反應似乎司空見慣了。

在恐艾的時候，恐艾患者是非常容易導致植物神經紊亂，免疫力下降。“紊亂以后，看什么癥狀，就來什么癥狀，在貼吧、論壇去比對或者在群里和別人聊什么癥狀，就會來什么癥狀，然后就陷入了恐艾的泥潭，越恐越有癥狀。”

因為恐懼，身體的一系列細微反應都會被打上艾滋病的印記。每當何力身體不適的時候，總是會問飛鳥：“鳥哥，我是不是還沒有完全排除啊，怎么還有癥狀啊？”

復恐

經歷過第一次恐懼的折磨，何力曾告誡自己，以后再也不能和性工作者發生高危性行為了。

但是避不開的工作應酬卻再次將他推向恐艾的續集。大約是2014年10月份左右，距離第一次“脫恐”、回歸正常生活的4個月后，在生意伙伴的邀請下，何力不得不又去了。

這一次，何力要謹慎些，在和性工作者發生關系時采取了安全措施。不過，第二天，憂慮的何力還是找到了飛鳥，將前一晚的情況敘述了一番，“鳥哥，你看我這會不會感染啊”。

飛鳥有些吃驚，怎么又回來了，很明確地回復何力說，戴了套很安全，只要不脫落沒有破幾乎是不會得艾滋病的。何力還是不相信，過了6周以后又去醫院檢測，幾乎和前一次一樣，把所有的醫院又跑了一遍，再次收獲了一張張檢測結果為陰性的化驗單。這一次恐懼持續的時間稍稍短了一些。

對于恐艾的人來說，“復恐”的情況不是好的現象，這說明恐懼并沒有完全消除。

同樣走不出來的還有黃海（化名），他幾乎已經陷入了怪圈，只要發生性行為，就會出現嚴重腹瀉、肌肉疼、咽喉痛，只要癥狀出現，就懷疑自己感染了艾滋病。

兩年多時間，黃海已經記不清咨詢過多少次了，每次都會事無巨細地把癥狀說一遍，“我這次癥狀這么像，肯定是艾滋了”，甚至連志愿者都已經聽煩了，只能無奈地說，“你每一次說的話都一樣，哪次真的感染了。”

最嚴重的時候，黃海吃了一段時間抗焦慮的藥物。

如今，黃海還需要從志愿者那里獲得心理安慰。前段時間，因為嚴重腹瀉，他又去志愿者那里咨詢了。

根據飛鳥的觀察，恐艾群體可以按照嚴重程度不同分成三檔。大約二成左右是輕度患者，他們描述了行為后，只要得到的分析回饋是“不會感染”，然后就“脫恐”了。

中度恐艾人群，雖然他們對分析存有疑慮，但是拿到醫院的陰性化驗單，也就慢慢脫恐了，這部分人群占到7成左右。

最嚴重的是剩下10%的重度恐艾群體。他們會不斷去檢測，檢測三個月、半年、甚至一年，最后甚至鉆到牛角尖里面，覺得自己感染的是檢測不出來的艾滋病毒。

倫文輝醫生分析說，一些人陷入極端化的恐艾不排除是真的出現了心理問題，包括有些人是強迫癥、抑郁癥或是焦慮癥，恐艾是這些精神疾病的虛擬化表現。

極端

第三次復恐，何力的艾滋病恐懼癥開始走向極端了。

經歷第二次脫恐，2015年的一年時間，何力再也不敢發生高危性行為。即便在遇到推不開的應酬，何力也有了“圓滑”的應對之策，他和生意伙伴叫了服務以后，各自回到房間，何力只和服務者聊天，不發生任何身體接觸。

“我和性工作者聊天會不會感染艾滋病啊？”2016年9月，何力又找到飛鳥，聽到這句話的時候，飛鳥立即笑了，只能很無奈地說，“你都沒有肢體接觸，怎么能感染。”

這種極端的恐懼或許是源于家庭的責任感。2016年初，何力結婚了，對方是一位他非常喜歡的女孩子。

恐懼更加折磨婚后的何力。結婚近一年的何力，不敢和妻子“親密接觸”，他很無奈地說，“我其實也害怕我得了艾滋，她肯定不會和我在一起”。

在何力的潛意識里，他覺得自己確實不健康，“總覺得會有一點點可能沒有排除感染”。由于一直不敢真正和妻子圓房，何力的妻子也漸漸有所覺察，何力只能向妻子坦白了病癥，“我跟我老婆說了，我要等我身體健康了才會碰她”。

在妻子的陪同下，何力又去檢測，同樣還是陰性，妻子的疑慮打消了，何力依舊未能完全走出來。

“我是否還有萬分之一或者十萬之一的可能性沒有排除感染？”何力的內心很矛盾，像是兩股勢力在不斷撕扯。一方面，這么長時間獲取的知識告訴他，自己不會感染艾滋病，另一方面，他的家庭責任感和社會責任感，以及傳統教育又告訴他，“我不能把我老婆感染了，然后再傳給我的孩子。”

“我沒徹底排除，肯定不敢生啊，已經很愧疚了，不能再出問題了。”何力非常想要一個孩子。每當看到別人家的孩子時，他總是忍不住幻想自己也能有一個可愛的孩子，但是他不敢，擔心如果自己不健康的話，孩子生下來就是艾滋病毒攜帶者。說到這里的時候，他甚至爆了粗口，“我真××想要孩子。”

近兩個月，妻子和未來的孩子幾乎快要摧毀了何力，“拜托，我是擔心真沒排除啊，萬一給孩子感染了，我死都不安心。”

何力帶著懇求的語氣和飛鳥說，“老大，您覺得我挑個什么時候測下，就能把我所有的行為排除了？”

本版文/本報記者 鄭林 黃筱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