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傳席(著名美術史論家、美術評論家、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現在有觀點說，沒有真正的批評家，都成了“表揚家”了，是這樣的吧?這是社會風氣使然。想當年，魯迅罵梁實秋是“喪家的資本主義的乏走狗”，罵得多厲害，結果梁實秋沒到法院告魯迅，也沒變成狗，后來過得很好，也沒怎么樣。今天的批評界，批評的人沒有魯迅的膽量，被批評的人沒有梁實秋的胸懷，急了還會告你一下。做為媒體，對于直言的批評也不敢用。這樣的情況下，不可能出現大的批評家。我曾經在報紙上發表一些文章，講了些真話，我覺得講真話是應該的，不應該講假話，可朋友見了我跟我說：“不錯，你敢講真話。”講幾句真話好像成了很了不起的事情。實際上，我講的更真的真話都已經被刪掉了。中國傳統中最為崇尚的就是氣節，這卻是今天文人所缺乏的。

陳履生(中國國家博物館副館長、著名美術評論家)：

關于批評對于文藝發展的促進作用，以及批評的一般原理，大家都心知肚明。可是，批評家在運用批評，社會對待批評的時候，很難再原理之外表現出常態。經過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政治化批評的時代之后，商業化時代的美術批評的商業化已經在所難免。商業化時代的美術批評已經失去了它的崇高和尊嚴，像“人人都是藝術家”一樣，“人人都是批評家”也將成為歷史的必然。在這樣一個時代，再來談批評的原理、批評的標準、批評的責任等等，就顯得有點不合時宜。當代美術批評已經很難發揮它應有的功能，它在商業社會中的轉型，使批評成為商業的一種手段，是實現商業目的的最常規的推銷手法。很難給當代美術批評樹立貞節牌坊。人們也沒有必要指責批評家的操守，社會風氣大致如此，而社會需求決定一切，就難以茍求批評的真空。

朱其(藝術批評家、著名獨立策展人)：

無論發達國家還是中國，哪一個職業領域都有優秀者、平庸之徒和爛人，哪怕是在大學、寺廟和醫院這些不該出爛人和邪惡之徒的地方。相對而言，美術批評界還不算太糟糕的，至少尚存幾個學養頗深且能擔當責任的批評家，像文學界、電影界、音樂界，恐怕連少數幾個都找不到。人們曾經覺得藝術家都是梵高，但近年各個階層涌入藝術圈后，發現亦有很爛的藝術家、不學無術的藝術家、利欲熏心的藝術家，有些藝術家逐利甚至比商人還赤裸裸。經過2005年以來的市場混亂和一些藝術家欺世盜名的亂象后，人們突然又發現批評家中原來亦有很爛的批評家、不學無術的批評家、利欲熏心的批評家。這樣的事實其實存在很多年了，只是大家現在才如夢初醒。眾人對批評家的失望情緒，如同少女對所愛慕的人失望一樣，根本問題在于自己太過于單純無知，或者沒遇上過真正的批評家。

王進玉(知名青年學者、藝術評論家)：

當今，批評家沒有批評的勇氣和膽量，藝術家也沒有接受批評的胸懷和度量，而整個社會其實也沒有允許批評的環境和風氣(尤其是制度上的保障)。政府也好，單位也好，個人也好，一方面在假惺惺地呼喚和鼓勵所謂的批評，一方面卻又在竭盡所能地詆毀和刪除有關批評的言論和文章。其實他們呼喚和鼓勵的批評，還是他們希望和需要的“贊美”。中國的很多現實其實很矛盾，也很操蛋!最不要臉的一類人，就是任憑你怎么去批評，去指出他的錯誤和過失，即便他心里也認為你說得對，卻依舊不以為然、我行我素，還美其名曰“個性”。更有甚者還會發動自己的同黨，找一大堆“堂而皇之”的理論，動用一切能夠動用的媒體資源，大肆地來反駁你、推翻你，以此來混淆視聽、顛倒黑白，來證明他是對的，哪怕錯的也是對的。這一現象，在當今文藝界表現得尤為明顯，特別是書畫界!

曹林(《中國青年報》首席評論員)：

非常有必要弄清批評和抹黑的界限，這對于形成對話可能、尋求社會共識和尋找最大公約數很有意義。一個言論自由度較高、健康開放的社會，會對“批評”做盡可能寬松的解釋，而對“抹黑”作嚴格的限定，寬容看待批評，而不是動輒將一種言論上升到“抹黑”的層面。因為抹黑是一個很重的定性、很大的帽子，甚至要上升到承擔某種法律責任的地步，必須謹慎定義。動輒將批評定義為“抹黑”，會堵塞言路讓人不敢說話。

黑子(著名文化學者、文藝批評家)：

批評和抹黑絕非一回事，但卻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給顛倒是非了。認為批評，特別是深刻一點的批評就是栽贓，就是抹黑，就是反動，就是制造矛盾，就不允許它的存在和傳播。所以很多好的批評文章、正義一點的、尖銳一點的批評言論，基本上都被“莫須有”地抹殺了。刪除得刪除，舉報得舉報，反正不論三七二十一，只要出現“另一種聲音”，某些群體和利益集團就敏感，就不樂意，就要壓制和根除。很多時候大眾是不清楚的，也是喜歡順大流的，所以很容易就被忽悠、被誤導、被利用，無意中竟成了他們的“推手”和“幫兇”。這也是為什么一些比較好的批評出不來的重要原因。

周國平(著名學者、作家、哲學家)：

常常有人舉著愛國的尺子評判人，但這把尺子自身也需要收到評判。首先愛國只是尺子之一，而且是一把較小的尺子。還有比它大的尺子，例如真理、文明、人道。其次，大的尺子管小的尺子，大道理管小道理，惟有從人類真理和世界文明的全局出發，知道本民族的長遠和根本利益之所在，方可論愛國。因此，偉大的愛國者往往是本民族歷史和現狀的深刻批評者。那些手中只有愛國這一把尺子的人，所愛的基本上是某種狹隘的既得利益，這把尺子是專用來打一切可能威脅其私利的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