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儀為了制止太監的惡行，下令清點建福宮古物。

歷代流傳的法書名畫是我國最為珍貴的文化遺產，它們是古代藝術家智慧的結晶，代表了我國獨特的藝術傳統、審美趣味和民族氣質。在封建統治時代，法書名畫是各朝統治者內府收藏的重要部分，同時也被民間收藏家永世珍存。清代皇家對法書名畫的收藏是繼北宋徽宗宣和內府后的最大一次集中。乾隆六十年，清皇室所藏書畫數量已蔚為壯觀，計有萬余件之多，存世的唐、宋、元書畫幾乎網羅無遺，近2000余件。至清末，國家內憂外患，這些國寶遭受到幾次空前噩運，或消亡，或毀壞，還有許多離開了祖國，散佚于海外。一次是咸豐十年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時，英法聯軍入京，將圓明園付之一炬，所藏書畫200余件不是被焚，便是被劫，如東晉顧愷之《女史箴圖卷》被英國軍官劫往倫敦，1903年為大英博物館收購。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八國聯軍侵占北京，進入皇宮，宮內書畫再遭劫奪，損失更為嚴重。及至1912年，清帝遜位，末代皇帝溥儀又將1200余件書畫精品盜運出宮，后來在東北散失。這里主要記述溥儀于紫禁城小朝廷中盜運書畫古董的經過以及文物流佚情況。

夢想留洋的少年“天子”

幼小的溥儀是在小皇宮中逐漸成長，并度過了他本應是無憂無慮的少年時光。在宮廷森嚴的禮儀制度和內務府控制下，這位少年在被驅逐出宮之前幾乎沒有跨出過紫禁城一步，因此，溥儀認為宮廷是一所大監獄。在他的周圍沒有少年伙伴，只有一群遺老舊臣和太監奴才，時時對他灌輸著“恢復祖業”、“光復故國”的復辟思想，“沒有一天停頓過”。漸漸地，這位少年“天子”開始懂得了去扮演自己的角色，懂得了“天無二日，國無二君”。溥儀在毓慶宮讀書時的老師陳寶琛、英籍教師莊士敦是他的兩個“靈魂”。在莊士敦的影響下，溥儀剪掉了象征大清朝的辮子，并在紫禁城內針對內務府和太監進行改革。更重要的是，通過莊士敦，溥儀接觸到了宮外的世界，接觸到了大清土地以外的世界。從而更為厭倦宮中單調的生活和周圍的一切。同時，溥儀也認識到自己的處境，內戰的發生，政局的瞬息萬變，危險可能隨時逼近。“與其等待民國新當局的優待，何不直接去找外國人。”出洋留學的念頭在這位大清少年“天子”心中滋生了。

出洋的問題遭到了小朝廷內幾乎所有人的反對，王公大臣們惟恐皇上一出紫禁城，便失去了民國的優待，失去了他們的奢侈享樂。公然離開紫禁城成為泡影，溥儀便找到弟弟溥杰、溥佳，商議籌劃，暗等時機。首先要解決的便是經費問題。

發誓要“還政于清”、“恢復祖業”的小朝廷并沒有臥薪嘗膽，而是依舊享盡奢華。巨額的開銷使得民國政府所支付的優待費早已入不敷出。 為此，清室不得不卑躬屈膝地乞求民國政府付給津貼。同時為了獲得更多的錢財，小朝廷的上上下下、明里暗里都將貪婪的目光投向了宮中的珍寶之上，致使大量珍寶流出宮外。首先是清室公開拍賣珍寶古物，或抵押銀行，當然他們根本無力贖回。僅1923年，估價賣給匯豐銀行的珍貴古董就有80件之多；其次，內務府驚人的開銷并沒有滿足這些遺老、大臣的胃口，他們利用職務之便，為自己開辟了各種生財之道，有人竟辦起了古玩店；宮中的太監也大膽地干起了偷盜寶物的行當，在當時地安門大街上，就有太監開的古玩店。

溥儀為了制止太監的惡行，下令清點建福宮古物。建福宮儲存的大量字畫和古玩玉器是乾隆最喜愛的珍寶，嘉慶下令將其全部封存，裝滿了建福宮一帶許多的殿堂庫房，不想一場莫名其妙的火災將建福宮連同周圍的靜怡軒、延春閣等一大片土地燒成焦土，清點和未清點的珍寶全部化為灰燼，后據內務府查點說燒毀了金佛2665尊、字畫1157件、古玩435件、古書數萬冊，而這僅僅是內務府的一筆糊涂賬。

由此可見，溥儀出洋的經費也將在這些珍寶古物上尋找出路了。

監守自盜的行徑

將大批珍寶隨意拿出宮外顯然不太可能。于是，溥儀攜同其弟溥杰、英文伴讀載濤之子溥佳共同制定了監守自盜的方案，即以“賞賜”溥杰、溥佳為名，將珍寶名正言順地運出宮外。

關于此次盜竊的籌劃工作記錄在溥佳的一段自述中：“因為早在1922年前后，由于北京受到戰火的威脅，深恐溥儀一旦不能在宮內居住時，就無處可以避亂，就由我父親載濤在天津英租界13號路代溥儀買了一所樓房。……我們也考慮到一旦離開宮內，對于生活費以及出洋留學當時也想到外國去留學的經費，勢必感到極大的困難，因此，未雨綢繆，做了一些準備”。這是一段頗值得玩味的文字。實際上，清朝廷早已對復辟失去了信心，已開始為逃跑準備后路，同時力圖尋求外國人的支持，以求得保全平安，如此長遠計劃的開支哪是幾件珍寶所能換取的呢事實也是如此。1922年，日本東京、橫濱一帶發生大地震，溥儀極為大方地送去了價值30萬美金的古玩字畫珍寶，日本人前來致謝。“宮中出現的興奮氣氛竟和外國使節來觀大婚時相像”。陳寶琛說：“此舉之影響，還不限于此。”以此可以看出溥儀盜出珍寶的真正用途。

從1922年起，溥儀等人就秘密地把宮內所收藏的古版書籍和歷朝名人的字畫分六批盜運出宮。這批書籍、字畫為數很多，由宮內運出時，也費了相當的周折。因為宮內各宮所存的物品，都由各宮太監負責保管，如果溥儀要把某宮所存的物品“賞人”，不但在某宮的賬簿上要記載清楚，還需要拿到司房載明某種物品賞給某人，然后開一張條子，才能將物品攜帶出宮。此外，還有宮門守護的太監、宮廷外護軍的各崗哨、神武門外由民國步兵統領指揮的“內城守衛隊”等，如此眾多的耳目蒙混過關也實屬不易。他們想出了一個自以為非常巧妙的辦法，利用溥杰、溥佳每天下學的出宮機會，將“賞賜”溥杰、溥佳的字畫分批帶出宮。當時宮中正值內務府大臣和師傅們清點字畫，溥儀輕而易舉地挑選走了他們選出的上品。

由于善本書籍與溥杰兄弟平時隨帶的課本表面上大小形式一致，體積小，用黃緞包袱裹起來與平日太監們攜帶的黃綾包裹很難分辨出來，不致引起“內城守衛隊”的懷疑和盤問。所以“賞賜”便從那些尤為珍貴的宋元善本開始。經過一段時間的試探，那些麻木不仁的士兵竟被太監們欺騙過關了。從1922年7月13日起到9月25日止，盜出宮的宋元善本209件，總計502函，絕大多數是宋版，而且不乏官府監本精刻，其中以南宋臨安監本《韓文朱注》尤為珍貴。

有了前段的經驗，溥儀開始將“賞賜”轉向晉唐以來的法書名畫，他們熟練地先從卷冊下手。“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的墨跡《曹娥碑》、《二謝帖》，有鐘繇、僧懷素、歐陽詢、宋高宗、米芾、趙孟鰲⒍其昌等人的真跡，有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的原稿，有唐王維的人物，宋馬遠和夏圭以及馬麒等人畫的《長江萬里圖》，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還有閻立本、宋徽宗等人的作品……。”這些美術史上的名家名作都沒有逃脫溥儀貪婪的眼睛。清宮收藏的書畫都有特定的裝幀包裝，立軸有錦套，冊頁有綾錦包袱，手卷有淡黃或淡青花綾包袱，由軟緞作里，上面鈐有品名、等級、收藏地等印記，包袱外面都有楠木匣盛裝 。值班的守衛當然不了解這一情況，誤以為是課本書籍，聽之任之，盜運進行得如此暢行無阻，他們的膽子更加壯大起來。“賞賜”從開始的一次10件發展到35件。如此“賞賜”從9月28日起到12月12日止，中間除去少有的間歇外，基本上是按天來的。半個月內原藏書畫卷子已基本上被洗劫一空，冊子所留有限，僅有軸子尚未經搬動。總共盜出手卷1285件，冊頁68件。事實上不僅僅此數，還有許多卷冊根本未列入“賞賜”清單。溥杰兄弟幾乎每天都從紫禁城帶走大包書畫，時間長了，引起了宮內人們的注意，不久，就有太監和宮伴問溥佳：“這些東西都是賞您的嗎”溥佳當時含混地對他們說：“有的是賞我的，也有的修理之后還回宮里來的。”可是，那些要修繕的字畫只見出，不見進，內務府心里已明白了大半，只是不知道古物被弄到什么地方去了。

為了確保這批古物的“安全”，溥儀等人隨即將它們運往天津英租界。當時也費了一番周折。這些書籍、字畫共裝了七八十口大木箱，體積既大，數目又多，在出入東站時，不但要上稅，還要檢查。恰巧當時的稅務督辦孫寶琦是載掄慶親王載振的胞弟的岳父，溥佳找到載掄，說是醇王府和載濤家的東西要運往天津，請他轉孫寶琦辦一張免驗、免稅的護照，果然很順利地得到護照，就由溥佳將這批古物送到天津，全部存放到英租界13號路166號樓。

一切籌備工作似乎基本大功告成，溥儀已經按捺不住出洋的迫切心情，準備先秘密逃出紫禁城到外國公使館，他“天真”地想：“只要我自己出了城，進到外國公使館，就算木已成舟，不管是王公大臣還是民國當局，就全沒有辦法了。這是幾年來的民國歷史給了我們的一個最有用的知識”。在莊士敦的幫助指導下，溥儀親自與荷蘭公使館電話聯系好，約定出宮的時間和地點，又派溥佳到公使館當面敲定，同時，他們還買通了宮內太監。但1923年2月25日這天，在預定時間的前一小時，不知哪個太監報告了內務府，溥儀還沒來得及走出養心殿，就聽說王爺下令，各宮門一律斷絕出入，紫禁城全部進入戒嚴狀態。溥儀出洋留學的計劃以徹底失敗告終，他又回到了宮中。然而，那批字畫珍品卻很難再安然回到宮中了，從此，它們開始了在民間的流浪生涯。

1924年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派警備總司令鹿鐘麟和警察總監張璧率領20名短槍手于11月5日闖入紫禁城，在一個鐘頭內，將溥儀驅逐出宮。與此同時，“優待條件”被取消，溥儀成為“民國的公民”，清宮收藏的珍寶古物為民國政府所有。為了順利接收清宮，組織成立了“清室善后委員會”，聘請汪兆銘易培基代、蔡元培蔣夢麟代、陳垣、沈兼士等社會人士和知名學者擔任委員，由其對宮中寶藏進行清理和點查，點查為全國所關注，因而制定了嚴格的點查原則。 在清理毓慶宮時，委員會成員發現了溥儀“賞賜”溥杰的清單和收到單，遵循“公開一切”的點查原則，他們根據此單，編寫了《故宮已佚書籍書畫目錄四種》簡稱《佚目》，并于當時印刷出版，公開發售。清宮所留的書畫及寶物在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前夕，由民國政府將其南遷至南京，后輾轉于貴州、四川一帶，抗戰勝利后，又回到南京，南京解放前夕，又在文物中優中選優，先后分三批運往臺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