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四川眉山市《眉山日報》用大篇幅公布了該市兩區四縣的四套領導班子共１５２名官員的姓名、職務和手機號碼。

對于“公布官員手機號”，網友的評價褒貶不一：“此舉是政府信息公開的一大進步”“不像以前對領導干部有種觸不可及的陌生感”“這樣公布個人號碼是不是作秀？”“領導那么忙會認真接聽老百姓的求助電話嗎？”……對此，記者進行了調查。

公布手機號：各地早有先例

事實上，公布官員手機號在四川眉山早已不新鮮。記者調查了解后發現，這已是眉山市近十年來第四次在媒體上公布官員手機號。其目的是為了讓領導干部與群眾“交心”，拉近距離。

自２００８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正式實施后，眉山市更是將包括市委書記、市長在內的９１名官員手機號碼公開發布，并明確要求市公安局長等６名官員必須保持手機２４小時暢通，其他領導干部在晚上２３點前不得關機。

記者查閱資料發現，利用媒體平臺公布官員手機號碼的不止四川眉山，長沙、承德、南京、昆明、西安等地，都先后公布過各級官員的相關信息。這一舉措在各地落實過程中都曾引發過熱議，甚至還帶來了不小的爭議。

２００８年，《昆明日報》用４個版面公布了從市委書記、市長市直各部門黨政官員的電話，并且在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１年，因領導班子換屆、調任等原因兩次更新官員電話號碼。每次報紙刊登官員電話，都會無一例外地被市民搶購一空。

河北承德市在２００９年公布過１４組官員電話號碼，包括市委常委、副市長等領導干部。多數領導親自接聽市民打去的電話，遇到反映問題的市民，也會讓工作人員及時記錄并研究處理。獲得了不少市民的好評。

湖南長沙市曾用７個整版公布了全市１００多個單位１１０８名領導干部的姓名、職務、辦公地點、辦公電話和手機號碼等。此舉本意是希望能減少溝通成本，拓寬群眾表達意見、提出問題的渠道。但不少公布的電話常無人接聽或無法撥叫。這讓“公布官員手機號碼”的效果適得其反。

記者追訪：熱線“降溫”成“冷線”

２０１３年，西安市臨潼區公布了包括區政府“一把手”在內的全區８９名處級以上領導干部的姓名、職務和手機號碼，２０１４年，南京市鼓樓區公布了四百多名機關和街道負責人的電話。記者選擇一些主要領導，及與民生關系密切的部門負責人的號碼，進行了電話追訪。

２１日下午至２２日上午，記者撥打了西安市臨潼區共十一名官員的手機，包括部分區主要領導和信訪、教育、民政等部門負責人。十一名官員中，三人手機始終無人接聽，兩人直接掛斷電話，兩人轉入來電提醒，民政局和監察局負責人的電話則分別是“已暫停服務”和“不在服務區”，一位區主要領導的手機始終無人接聽，一個小時候后回復短信“請發信息”，記者表明身份后再無回應。

臨潼區副區長鄒林在接到記者電話后，先是表示“我在開車，這時候有點忙。”一個小時后給記者回了電話。鄒林認為，公布手機號碼后效果還不錯，“今早西安大雪，道路滑得不行，開車不方便接電話，停車了就趕快回過來了。”

鄒林說：“老百姓反映問題很多，基本都是個人訴求；有些是業務部門負責，我們會將情況發給相關部門，由他們跟進解決，我們也會督辦，總之會給老百姓一個交代。”

記者也撥打了南京市鼓樓區十名部門主要負責人的手機，結果除兩人的手機一撥就通外，信訪、教育、民政、市場監察等六個部門負責人的手機始終無人接聽，其余一位在接通兩聲后顯示“正在通話”的提示音，有一位則直接啟用了“通訊助理”服務。

“昨天還接了兩個電話，我這邊主要是舉報電話，這三年里不算太多，民生部門可能接到的電話多一些”，接通電話的鼓樓區紀委副書記邵偉向記者表示，前段時間經過人事調整后，１１月２０日鼓樓區還專門將領導名單重新公布在其官方網站上。

鼓樓區衛計局局長王宗源則告訴記者：“剛剛公布的時候老百姓打的多，現在相對少了。”他認為，老百姓反映訴求有各種各樣的渠道，也有別的法定渠道，官員電話號碼更多的是對正常渠道的一種補充。

專家：聯系群眾需主動

“公布官員的手機號應該視作公務員工作流程的一部分。”在福州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甘滿堂表示，官員的手機號也是一種辦公電話，而辦公號碼就不應該作為個人隱私保護起來。尤其是一些政府部門專門為公務人員配備了公務手機，就更應該將這些國家資源用在緊密聯系群眾的工作上。

“公不公布官員的手機號和能不能辦好事情沒有關系。”浙江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馮鋼這樣告訴記者，“如果能把涉及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問題實實在在解決好，不公布手機號也沒關系。”馮鋼認為，真正的人民公仆不需要老百姓追著來反映問題，而是能夠主動聯系群眾，去發現一些亟待解決的社會問題。

討論“公布官員手機號”時，專家學者提到了“立法規范”。著名社會學專家周孝正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是否公布官員手機號，需要有相關法律法規進行規范，哪些人應該公布，應該公布到什么程度，都應該有相應的文件進行明確，各級人大應該根據本地的實際情況制訂適合自身的政務公開規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