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村幼兒園”“營養包計劃”“慧育中國”家訪等項目，讓許多孩子綻放笑臉

目前的發育神經學、發展心理學以及人力資本經濟學的理論和實踐，都強調兒童早期發展的重要性。據估算，兒童早期發展項目的年均投資回報率在7%—10%之間。加大對貧困地區兒童的投入，是精準扶貧、阻斷貧困代際傳遞的重要渠道。

中國貧困地區兒童發展狀況究竟怎么樣？為什么說“扶貧扶智”對孩子更重要？我國的兒童早期發展項目有何效果？相應的頂層設計、政策措施是否到位？有哪些國際經驗可以借鑒？我們來聽聽相關項目負責人的思考和國外專家的建議。

——編 者

學齡前的孩子誰來管？

集中連片貧困地區還缺8萬個幼兒園

貴州省松桃縣大灣村。

5歲的小新，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她的世界在小小的電視里。每天靜坐在屏幕前，她寡言少語、拒絕交往。

5歲的小琪，爸爸去世，媽媽離家出走。寂寞的時候，她會故意管奶奶叫聲“媽媽”，尋求一份心靈的慰藉。

這些貧困山村的孩子們，得益于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的山村幼兒園項目，如今可以聚在村子里的幼兒園中，一起玩耍、學習，告別孤單無助。

城里的小孩兒，大多有“排排坐、分果果”的童年回憶，但我國貧困地區的學前教育發展水平遠遠低于城市和其他農村地區，偏遠山村3—5歲幼兒基本沒有入園機會。這些孩子的語言、認知能力與城市相差40%—60%，某種程度上，已經輸在了人生的起跑線上。

目前14個集中連片貧困區有大約900萬4—6歲的適齡兒童，他們是最需要學前教育幫扶的群體。《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提出，到2015年，貧困地區學前三年教育毛入園率有較大提高；到2020年，基本普及學前教育。國務院有關文件對提高貧困地區入園率提出更明確的目標：到2015年，學前三年毛入園率達到55%以上；到2020年，中西部地區農村學前毛入園率達到70%。

從2011年開始，中央財政已經投入700多億元支持貧困地區學前教育發展。各地和社會組織也有很多探索實踐，比如，河北省建立了64個支教點，招聘志愿者支教。西藏已實現包括學前教育在內的15年免費教育，并且包吃、包住、包學習費用。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4年來通過公益募捐的方式，設立了1100多所山村幼兒園，在園兒童3.8萬名。

“努力卓有成效，但‘短板’也相當多。”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秘書長盧邁表示，當前貧困地區學前教育仍存在幼兒園數量不足、師資薄弱、少數民族地區雙語教育滯后等問題。

難題怎么解？

專家認為，一是調整經費投入重點和資助機制。有必要按照就近、分散原則修建山村幼兒園校舍，減輕留守兒童的交通負擔。在財政投入上，要突出“精準”，對低收入家庭、偏遠地區家庭等，通過收入所得稅減免、發放學前教育券等方式重點資助。此外，考慮到學前教育對貧困地區孩子終身發展的影響，要確保學前教育的資助在整個教育扶貧中的優先、基礎地位。在效果評估環節，要強化問責機制，減少浪費，對低效項目要果斷撤資、轉投。

“要想如期實現既定的學前教育普及率目標，目前貧困地區還缺8萬所山村幼兒園，必須加大資金投入力度，保證每分錢都花到刀刃上。”盧邁說。

二是學前教育的供給模式也應更豐富。“推進村級幼教點建設，利用原來小學校閑置的房屋或村委會，吸納志愿者來支教。每個幼兒園每年有3萬元就夠了，2009年以來，我們已經建成了665個幼教點，3500名孩子的在學表現與來自公辦幼兒園的孩子比，相差無幾。”

盧邁還建議，應多渠道拓展師資來源，廣泛開展支教實習，對少數民族地區學齡前雙語教師給予培訓補貼等獎勵。

0—3歲的“小奶娃”怎么養？

貧困地區幼兒發育異常率是城市的4倍

在北京打工的李明來自河南農村。她的女兒佩佩4個多月就斷奶，放在家里交給爺爺奶奶帶。

“她爺爺整天忙田里的活計，奶奶不識字，營養方面也不像城里這樣講究，有什么就做什么。早教更談不上，沒人教孩子背詩、畫畫。”說起女兒，李明滿心愧疚，然而生活的現狀又由不得她有別的選擇。

像小佩佩一樣，眼下在中國，還有很多3歲以下的低齡“留守兒童”完全由祖輩養護照料。特別是在貧困地區，缺乏充足的營養和情感互動，讓這些孩子表現出明顯的發育遲緩。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在甘肅華池縣做的“DenverⅡ即上海市小兒發育篩查量表Ⅱ”調查顯示，當地0—3歲兒童中可疑率、異常率占總數的42.9%，其中異常率為19%——按DenverⅡ要求，這部分孩子的發育問題已經到了必須送到衛生機構尋求幫助的程度。

“在上海，同齡兒童發育遲緩率、可疑率加起來不超過10%，只相當于華池的1/4。貧困地區每10個孩子里就有4個多發育不正常或者是疑似不正常，特別是語言和社交能力這些決定他們成年后成活狀態的指標，城鄉差異巨大。”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兒童發展中心主任楊一鳴說。

如何讓“小奶娃”獲得更好的照料，有一個公平的生命起點？

2012年，我國在集中連片貧困地區100個縣啟動了6—24個月兒童營養改善試點項目，為嬰幼兒免費提供輔食營養包。至2015年，該項目已經覆蓋了341個縣，211萬名兒童受益。

除了“食物補養”，還要有“精神補養”。

2014年，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與國家衛計委合作，將甘肅華池縣納入第二批“營養包計劃”并派駐家訪員，每周一次60分鐘入戶指導喂養，與孩子說話、玩耍，帶著孩子唱歌、畫畫，同時指導家長與幼兒互動，促進幼兒的語言、智力、行為、社交情感等各項能力的發展。

華池縣五蛟鄉的小可欣在接受家訪前，反應遲鈍，不喜歡與陌生人交流，只能“咿咿呀呀”地說些簡單詞匯，身體動作極不協調。接受家訪一年后，可欣變得更加健康、開朗，喜歡拉著人玩耍。她的奶奶感慨地說：“這娃娃變化太大啦！”

數據顯示，在孩子身體發育方面，干預項目對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起到的作用尤為明顯，幼兒貧血率大為降低，同時還改善了幼兒家庭的養育行為、育兒模式等，使孩子語言能力顯著提升。

促進兒童早期發展，要“早”到“孕期干預”。基金會在青海樂都縣依靠鄉村衛生院對孕婦和6個月以下幼兒的看護人提供保健和養育知識培訓，對每次來上課的家長給予30元“獎勵”，該項目有效地降低了當地的新生兒低體重率。

據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2010年中國約有6000萬0—3歲以下嬰幼兒。受生育政策調整的影響，未來幾年中國0—3歲嬰幼兒的數量將會呈現一定幅度的增長。而從中國面臨的現實情況來看，對嬰幼兒的看護已成為許多雙職工家庭的難題，特別是留守兒童、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貧困兒童等，更難以從家庭、社會與市場獲得充分的照顧與養育。

“目前國內還有12.8萬個貧困村，到2020年，我們起碼應該在6萬個貧困村提供早期養育服務。”盧邁認為，美國、古巴、巴西等都有兒童早期發展的國家大型項目，我們也應該有一個明確體現政策意圖，并與攻堅脫貧相適應的規劃，同時加大資金投入力度。

“政策制定要更符合實際，應該是全時段、全過程施策，對兒童健康、營養、早期啟蒙、兒童保護和傷害預防等方面進行綜合干預，中央、地方政府和社會組織機構要充分合作，要更充分地發揮社會公益的力量，并善于用信息化手段搜集數據、跟蹤評價。”盧邁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