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的巴黎秋高氣爽，沐浴在陽光中的各大街道也變得栩栩如生起來，好比一幅幅超現實畫卷。溫斯頓·丘吉爾大道上匯集了各地前來參加巴黎藝術周的收藏家、藝術品經銷商、美術館長及其余各路藝術界人士。他們或在陽光下漫無目的地閑逛，或三兩成群地出沒于食品販賣車、咖啡站及雕塑周圍。

在香榭麗舍大街與塞納河之間的寬闊步道兩旁，坐落著由知名建筑師查理·吉羅（Charles Girault）設計的大小皇宮，堪稱是精美絕倫、巧奪天工。連接兩座皇宮主體的小廣場——建于1900年——現在經常擠滿了各種小車和巴士。大皇宮目前是巴黎當代國際藝術博覽會（以下皆簡稱Fiac）的舉辦場所，一旁的路面上繪有白色字樣“藝術將會幫助我們克服惰性”（L‘art est ce qui aide a tirer de l’inertie）——它出自年近九旬的海報藝術家雅克·維爾格利（Jacque Villeglé）之手，此格言是藝術家、詩人亨利·米肖（Henri Michaux）于1971年所創。

距離巴塔克蘭劇院（Bataclan）槍擊案發生已有一年，巴黎藝術界以此表達著對暴力的不屈服態度，這座城市正致力于在文化方面尋回自己敢開風氣之先的靈魂。目前，全副武裝的士兵和警察仍在街頭和地鐵站巡邏；頻繁的箱包檢查亦令各大旅游景點的等待時長多出不少。不過，藝術顧問勞倫斯·德雷福斯（Laurence Dreyfus）表示：“發現自己身處困境時，就應做好奮斗的準備。東山再起正是我們所擅長的；我們的創意是無限的。”

Fiac總負責人珍妮弗·弗雷（Jennifer Flay）也表達了類似的樂觀態度。“自槍擊案發生以來，在各大街頭重建各種咖啡站成為了一種宣示我們不屈意志的姿態。一味為退縮與不安所困，不啻為一種投降主義的表現，”她說道。“Fiac此次將藝術家烏戈·羅迪尼（Ugo Rondinone）所設計的五棵鋁制橄欖樹及五座石人雕像安置在旺多姆廣場（Place Vendome）的做法，既表達了傲然挺立的強勢姿態，同時也意味著對和平的呼吁。”

由于溫斯頓·丘吉爾大道部分地段的臨時關閉，維爾格利的作品——作為Fiac所發起的公共藝術工程的一部分——所覆蓋的范圍在今年首次擴展到了小皇宮附近，其占據的戶外空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第43屆Fiac以這種頗為“巴黎式”的風格回應劇場槍擊案，借此傳達出相當清晰的信號。

平民們無懼危險地來到這座城市的各大酒吧與小食店（Bistros），積極參與各種社會活動；與此同時，巴黎藝術周的成功進一步地彰顯了這座城市目前的精神狀態。本屆Fiac的巨大成交量令人始料未及，而與之同時舉辦的域外藝術博覽會（Outsider art fair）、巴黎國際（Paris Internationale）及亞洲藝術博覽會（Asia Now）亦大獲成功，當中既有世界級的精品展出，又有初出茅廬的草根藝術。種種跡象表明，巴黎在歐洲當代藝術界的地位大有超越倫敦、重歸鰲頭之勢。

本年度的Fiac雕塑展以及在杜樂麗花園（Jardin des Tuileries）展出的讓·布魯維（Jean Prouve）、讓·努維爾（Jean Nouvel）及讓·阿拉德（Ron Arad）等知名建筑設計師的作品，乃是在弗雷和巴黎市長安妮·希達戈（Anne Hidalgo）的通力合作之下才得以完成的，此舉意在超越Fiac所固有的商業考量，為藝術作品開拓新的公共性。“這不應只是小圈子內的游戲（entre-sois）。藝術如能以更加慷慨及民主的方式在社會中廣為傳播，便可起到促進平等的坐擁，產生有助于社會團結的力量。”

2016年度杜尚獎（Prix Marcel Duchamp）得主、藝術家卡德爾·阿提亞（Kader Attia）對此主張表示了認同。“查理周刊槍擊案一度使我意志消沉，而巴塔克蘭槍擊案則讓我猛然醒來。我必須為此做一些什么。”阿提亞與他的朋友及商業合作伙伴奇科·塞洛姆（Zico Selloum）一同籌集資金，在頗具文化多樣性的巴黎第十區開辦了一家名叫“La Colonie”的集餐飲與藝術空間為一體的新型會所。它將藝術、音樂、批判性思維、辯論及文化上的積極行動態度（cultural activism）熔冶于一爐，專注于講述少數群體的故事。“我一度感到法國社會——就像許多其它歐洲國家一樣——已經碎片化了，”阿提亞說道。“不過，在我看來，目前正有一種修復性的文化氣氛在巴黎彌漫。在這座坐在陽臺上喝酒都可能被認為有極大危險的城市當中，法國社會終于開始視自己為地球村的一部分，而非世界的中心。”

在La Colonie開業的那個晚上，人們不分男女老少，不分種族國界，還包括參與Fiac的人群，都一同前來慶賀。品嘗完阿提亞的母親親手做的北非小米飯（couscous）之后，藝術家們還進行了對話，人們手舞足蹈，盡情飲酒作樂。

阿提亞現居柏林，但他是在阿爾及利亞和巴黎郊區長大的。“法國從未真正了解阿拉伯世界或中東地區，”他說道。“但目前的巴黎正掀起一股新風尚。”

亞洲藝術博覽會——也是全歐唯一的亞洲藝術特展——負責人亞歷珊卓·費因（Alexandra Fain）表示，她在巴黎發現了一種全新的開放性。“美術館長們不再會假裝自己無所不知。他們現在敢于承認自己的某些無知，并轉而尋求相應的專家來解答。巴黎終于理解了這一點：開眼看世界才是對自身最有利的舉措，不僅要放眼西歐北美，還要兼顧南美、非洲及亞洲的視野。”

展會期間，奧地利的畫廊經營者泰達烏斯·羅巴克（Thaddaeus Ropac）在自己位于巴黎郊區的龐坦（Pantin）附近的一座外表類似于飛機庫的藝術空間舉行了一場派對，他認為巴黎的活力顯而易見，且日益增強。“人氣實在太旺，以至于幾乎讓我有些恐懼繪畫了，”羅巴克如是說。“深夜時分還能有750人趕來龐坦參加派對，真是令人難以置信。”

在另一處于1990年開張、位于巴黎市中心的藝術空間當中與羅巴克飲完咖啡后，他向筆者表示巴黎其實并不需要奢侈品市場的支持；因為它已學會以另一種方式生存。“1991年藝術品市場的崩盤讓巴黎遠遠地落在了其它大都市的后面。倫敦、紐約及柏林均借此機會提升自己的競爭力，唯有巴黎因此元氣大傷。不過，目前的巴黎在東京宮（Palais de Tokyo）及巴黎錢幣博物館（Monnaie de Paris）等專注于當代藝術的機構推動之下，已經開始重新煥發生機。”

根據羅巴克的說法，巴黎最令他喜愛之處，是它在藝術方面有著“令人激賞而忠誠的群眾基礎”。“他們見識不凡。談論財富對他們來講顯得過于俗氣。反過來，當你在倫敦與人共進晚餐時，則多半會被各種‘某家的房子多么昂貴’或‘某君又賺了一筆’之類的話糊上一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