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群體更多地是被動的漂泊，他們是老漂一族

我們所在的社會，總能找到某個獨特的詞語去定義某些群體。比如說“空巢老人”、“留守兒童”······這些改革開放后出現的詞匯，恰恰說明正是某些群體的“犧牲”才成就著今天的高速發展和城市化。尤其是進入新時期，城市的發展機遇和生活環境更是吸引了大批年輕人進城。當我們所熟知的“北漂”不再稀奇的時候，另一個漂泊的群體漸漸進入公眾的視野。相比于年輕人對工作機遇和生活環境的追逐，這個群體更多是被動的漂泊，他們是老漂一族。簡單來說“老漂族”就是那些為照顧第三代而遠離家鄉、來到陌生大城市的老人。離開多年的生活場景，告別鄉音鄉情，為了子女的生活，人到暮年，不得不開啟一段陌生的體驗。漂在城市，或許這種體驗里有含飴弄孫的天倫之樂，但更多的卻是不為人知的孤獨。

其實關于老人的話題，我們的社會從來都不缺乏思考，因為這終將是我們每個人所面對的生活。無論是官員、學者還是媒體，對于這個話題都會給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議，這些具有普適性的看法和建議從宏觀層面來說，對于整個社會的養老具有很強的指導意義。但這恰恰又忽略了個體的差異性，從最根本的個人或者家庭角度來談論這個話題，或許更貼近現實生活。

關于老漂族，筆者在深圳的時候，曾有幸聽過幾位老人講述他們進城后的尷尬生活。大體看來，這些進城后的生活基本上是在圍著后輩轉。漂泊異鄉，很多老人為打發空閑時間而發愁，親情也難以抵擋住城市的陌生。

告別故鄉，多少老朋友已陰陽兩隔

筆者在深圳打工期間，門衛大爺是一位60多歲的老人，他和老伴都是武漢一家鋼鐵企業的退休職工，每個月的養老金在當地生活不成問題。但是因為兒子兒媳在深圳打工，小孫子也出生在深圳，所以老兩口跟著兒子兒媳來到深圳照顧孫子。因為兒子兒媳收入并不高，他們的退休工資又不足以支撐在深圳的生活，為了減輕兒子的經濟壓力，大爺就找了這份門衛工作，讓老伴專門帶孩子。門衛的活雖不累，但是三班倒，有時候要值夜班。每次進出工廠，都有機會和大爺聊上幾句。看得出來，雖然普通話不流利，大爺還是希望能有個人陪他聊天，所以他總會主動找話題，比如說60年代大煉鋼的事，比如說小時候沒飯吃和小伙伴一起進山找吃的，說起他們后來一起參加工作，一起退休······突然，大爺說可惜他不在了，我倆從穿開襠褲時就一起玩，末了，卻沒能見上他最后一面·····其實，當漂泊成為一種生活狀態，不可避免的我們會錯失掉很多極為珍貴的回憶。

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的快速發展，城市化的快速推進，傳統的家庭結構和道德規范在新一代身上表現出某些變化，以前常說“父母在，不遠游”，而現在，“空巢老人”、“老漂一族”，親情與鄉愁不斷沖突。很多老人，為了子女放棄了自己的生活，雖然安土重遷，但是強烈的家庭觀念還是讓他們說服自己，告別身邊熟悉的人，進城去照顧子孫，哪怕很多人這一告別，就今生再也沒有機會見到。

老漂一族其實有著強烈的鄉戀，落葉歸根是樸素的情懷。老哥們老姐妹的日常是老年生活的潤滑劑。離開他們，雖然生活缺少了往昔的豐富多彩，但是我們的老人不管有多么困難，都愿意為兒女活著。犧牲自己的晚年生活，漂在陌生的環境里，為了減輕后輩的壓力，讓后輩有更好的生活，在本該“頤養天年”的年紀不僅承擔起照顧第三代的責任，甚至重新投入到新的工作環境中去。筆者曾在深圳的一些建筑工地見到過很多上了年紀的建筑工人，他們還在用僅剩的體力為孩子減輕壓力。

告別故鄉，漂在城市的“啞巴”

我們常說農村是熟人社會，鄉音鄉田，鄉情鄉景。地域的相對狹小和公共事務的相對簡單，加上家族群居的影響，在農村，老人是有話語權的。有些大事還要征求他們的意見。但是進入城市，開放的地域空間和狹小的交流空間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快節奏的生活，虛擬空間更大。而在城市這座虛擬的網絡空間里，漂泊老人是沒有話語權的。他們不會上網，不會便捷地使用網絡反映生活，甚至在真實的生活中也不敢輕易給出意見。在這個碎片化的社會，對過去生活習慣的依賴讓他們有種無所適從感。當草根家庭被卷入虛擬生活中，或許老人的生活就難有以前的“平靜”了。

李大娘是筆者朋友的二姑，跟著兒子進城。兒子兒媳要上班，孫子上學去后，她就覺得自己是“啞巴”。在農村的時候還能和老姐妹聊聊天，跳跳廣場舞，可如今，在城市里又不會上網，偶爾因為孫子的話題還能找到“朋友圈”，但是方言交流又成了最大的障礙。雖然城市提供了很多公共平臺，但是語言不通，不敢說話，生活依舊充滿了孤獨感。其實進不進城都是孤獨的，漂在城市，離開了原有的小公共區域和人際關系，是孤獨的；留在農村，子女不在身邊的生活環境照樣是孤獨的。

李大娘說少年夫妻老來伴，我們那一代人不會說愛情，不會玩浪漫。但是我們那一代人，生活在一起，早已超越了愛，成為習慣。所以她特別擔心在老家的李大爺的生活。對于老漂一族來說，離鄉是種沉重的感情寄托。并且農村相對自由的生活，相對寬松的生活環境，都是老漂一族所向往的。

告別故鄉，家成為最后的感情依托

其實，老人們都很掛念后輩的城市生活。總會有種莫名的擔心，“兒行千里母擔憂”，這種源于愛的擔憂，讓父母甘愿放棄自我，放棄自我意識和自我選擇去追求所謂的天倫“幸福”。

“不怕老了還操心就怕老了操不動心”，或許是老人們共同的心態吧！工業化的推進帶來了產業分工，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代際分工。多少家庭是在“隔代”帶孩子。子女的權力義務關系早已超越代際，親情為大這是我們的文化價值所倡導的，在法治和道德之間我們總是追求道德的價值而無法找出法治和道德所共同的價值追求。有些漂在城市的老人甚至會遭到子女的道德審判。

這是筆者聽到的一個故事。主人公是湖南的一位老人，被兒子接到深圳照顧孫子。因為孫子淘氣，加上老人的身體本來不太好，老人多次想回家，但兒媳都不讓，說什么你自己的孫子都不帶，怎么和你親？有時候孫子哭鬧，兒媳回來后也會責怪他。其實權利義務關系根本就到不了隔代。后來，老人病倒了。因為異地報銷的困難，老人選擇了回湖南老家，不幸的是，病情惡化。后來聽說，其實老人很早就知道自己的身體情況，急著回家只不過是覺得，比起醫院，家更符合人生最后的感情依托。千百年來，傳統道德所倡導的愛都在重復，一代接一代，只不過，愛，永遠往下走！

有數據顯示，截止2014年底，我國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超過兩億，占總人口的15.5%。而在近日召開的京津冀養老論壇上，全國老齡辦政策研究部副主任李志宏披露，失能老人預計到2020年會有4200萬，除了老有所醫、老有所養外，更需要老有所為。這里的“為”可以是為“小家”也可以是為“大家“。無論是獨居在農村，還是漂泊在城市，都應該得到優質的公共服務，完善的基礎服務設施，配套的軟環境，相伴的親情，或許這樣，漂泊也就不再陌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