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花廳——新石器時代墓地發掘報告》中有這樣一段記載：“花廳墓地大多數墓用豬或狗隨葬。”這篇文章所要關注的便是花廳墓地的殉狗現象。縱觀整個花廳 墓地，殉狗的墓葬集中出現于北部墓區。該現象普遍見于高、中、低級墓葬之中。花廳墓地的文化屬性較為復雜，它是北臨的大汶口文化與南來的良渚文化交融共生 的產物。因此，其文化面貌涵蓋上述兩類文化，而殉狗便是鮮明的代表。大汶口文化中較為流行隨葬狗的習俗，在該習俗中：狗均為整只，位于死者腿側的位置。殉狗這一葬俗流行于大汶口文化早期，雖然豬、狗曾并行使用過一段時間，但在其后豬便成為殉牲的主角。

狗的歷史頗為悠久。狼向狗的演化發生于距今31700年，其證據便為比利時境內Goyet Cave遺址出土的個體，其吻部明顯短于狼類。鑒于狼與狗在早期階段區別不大，直至距今14000年才在俄羅斯西部發現特征較為明確的狗類案例。

2016年6月，《Science》公布最新的狗類起源研究結果：雖然目前狗類的具體起源地尚不明朗，但已確知，歐亞大陸東西兩部的狗分別由不同種屬的 狼群演化而成，是為兩類。而根據古人類學家WittRipan Malhi與Kelsey Witt的研究，狗和人類的關系已維系長達1.1萬年至1.6 萬年，在共生的環境中，人類為狗提供穩定的居所與食物來源，而狗則擔當著護衛、狩獵、托運甚至食用的功能。

作為古代重要家畜的狗，在中國境內最早見于距今約7000至9500年的中原地區，以賈湖、裴李崗、磁山等遺址為代表。墓葬殉狗的情況在大汶口文化早期頗為盛行。山東長島陀磯島龍山文化墓地發現埋有整狗的坑；在其后的二里頭文化階段，殉狗現象卻漸趨減少。  

在兩周，狗的重要性不容忽視。孔子守禮葬狗所體現的仁義理念為世人傳為佳話。孔子曾讓子貢為其埋葬一條看門狗，并叮囑道：“路馬死則葬之以帷，狗則葬之 以蓋。汝往埋之。吾聞敝帷不棄，為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今吾貧無蓋，于其封也，與之席，無使其首陷于土也。”此事并見于《孔子家語·曲孔·子夏 問》與《禮記·檀弓下》。句讀之間充盈著憐憫與仁義之詞，足見彼時古人已與狗等動物形成了頗為緊密的羈絆。《禮記·王制》載：“士無故不殺犬豕。”《禮 記·曲禮》曰：“凡祭宗廟之禮……雞曰翰音，犬曰羹獻。”足見狗的地位并不局限于家畜，已然成為祭祀的重要組成成分。

就殉狗的功能而言，諸家眾說紛紜。《藁城臺西商代遺址》報告中認為墓葬殉狗具有守衛墓主之功能，黃展岳、唐云明、趙芝荃、楊華等人贊同此說。該現象或是 為墓主人把守“黃泉”路入口或陰陽兩界通道。許進雄更偏向于認為狗的存在對于墓主有陪伴作用。王志友則提出其具有寧四方、正方位的功能。本人認為，據文獻 可知，既然狗在祭祀活動中充當著較為重要的角色，可見其具備通靈之作用，可謂先祖表達萬物有靈原始宗教崇拜的媒介，殉狗可能具有參透天地與神靈相往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