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兩孩”政策落地后，“社會撫養費”再次成為網絡熱搜詞。

最近，北京市人民政府《關于修改<北京市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的決定(草案送審稿)》正在公開征求意見。這再度引發公眾對社會撫養費征收話題的關注。

北京市征收社會撫養費管理辦法要點

要點一：違規生三孩 按收入3-10倍征收社會撫養費

《草案》提出：不符合規定生育第三個及三個以上子女的夫妻，每多生育一個子女，按照北京市統計部門公布的城鎮或農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10倍征收社會撫養費。這意味著，今后生二孩將不用再繳納社會撫養費；如果生三孩或者更多，也無需加倍繳費。

要點二：非婚生二孩無需繳“巨款”

根據《草案》，對非婚生育兩個以內子女的當事人，每非婚生育一個子女，按照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倍征收社會撫養費。非婚生育三個及以上的子女，才按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10倍征收社會撫養費。

要點三：高收入人群仍需多繳費 子女數量計算標準明確

根據《草案》，若違規生育的當事人前一年實際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或前三年實際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平均值(以下簡稱實際收入)高于市統計部門公布的城鎮居民或者農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當事人仍需以實際收入為基數，按相應倍數繳納社會撫養費。

此外，《草案》還明確了子女數量計算標準：當事人子女的數量，指當事人雙方曾生育和收養、并存活的子女數量之和。

各地社會撫養費征收標準不盡相同

各地征收數額不一

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已經有22個省區，在新修訂的《人口與計生條例》中明確了社會撫養費的征收標準。從2-3倍到3-10倍，各省標準不盡相同，不少地區的標準還與超生人群收入、職業等掛鉤。

與收入、職業掛鉤

廣東：城鎮居民超生一個子女的，對夫妻雙方分別按當地縣 (市、區)或不設區的地級市上年城鎮居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額為基數，一次性征收3倍以上6倍以下的社會撫養費，本人上年實際收入高于當地縣(市、區)上年城鎮居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對其超過部分還應當按照1倍以上2倍以下加收社會撫養費。

貴州：個體工商戶、私營企業主以及從事其他各類經營活動的人員，按照本人所在縣(市、區)上一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倍以上10倍以下征收社會撫養費。

面對不盡相同的征收標準，這個自誕生以來就飽受爭議的社會撫養費，再次引發人們的關注——

在全面放開兩孩政策的背景下，各地能否應順應改革潮流，重新考量社會撫養費的征收政策呢？國家層面能否制定“國標”，確保社會撫養費能有一個更加公平、公正的管理辦法呢？社會撫養費如何改革，才能確保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呢？

央視評論 ：“社會撫養費” 改革之路該怎么走？

時至今日，說到“社會撫養費”依然有人不明白其中的含義，但說到“超生罰款”卻知曉者眾多。事實上，“社會撫養費”并不簡單等同于“罰款”，但許多人內心默默為二者畫上等號，這說明社會撫養費亟需在立法角度加以大修。

究竟怎么改才合理？社會撫養費的改革之路，該怎么走呢？

社會撫養費 征收難言公平

“全面二孩”政策落地曾經引發社會撫養費存廢之爭。從一個角度而言，生育二孩成為合法行為，不再征收社會撫養費。但從另一個視角而言，當前的人口政策，依然是“有計劃”的生育。養育第三個孩子等超生行為，依然浪費了過多的社會資源，需要面對法律的懲處。因此，社會撫養費依然有存在的必要。2014年，《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條例》公開征求意見，國家衛計委明確回應稱不會取消征收。

社會撫養費本為公平而來，在執行中卻難言公平。

一方面，社會撫養費的征收標準并不統一，由于各地區生活水平不同，社會撫養費的征收標準也存在差異，造成了“同人不同命”的現象。

另一方面，社會撫養費征收過程中，存在執法方式簡單粗暴等現象，甚至面對貧困人口，計生干部進居民家捉豬、牽牛、拿鍋、挑糧。

更為嚴重的是，社會撫養費本應上繳國庫，用于反哺社會，卻在現實中常常被計生部門或鄉鎮截留，不知去向。上世紀80年代以來，全國共征收的社會撫養費超過1.5萬億元。全國每年征收的社會撫養費約為200億元，許多罰款的去向成為人們心中的問號。

讓社會撫養費成為社會管理的利器

當前，我國的人口紅利迎來拐點，計劃生育政策已經進行了系統性調整，社會撫養費的征收管理也當順勢而為。從立法角度對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進行重新設計和規劃，恰逢其時。要讓社會撫養費成為社會管理的利器，需要把握好幾個原則。

首先，制定“國標”改變各自為政的立法邏輯。事實上，全面放開二孩政策后，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的《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條例(送審稿)》曾提出社會撫養費“設年實際收入最高三倍上限”的規定，這樣的“尺子”既有剛性又有柔性。

然而，《征求意見稿》未見出臺，許多地方已經對社會撫養費征收規則進行了修改，導致如今產生的撫養費千差萬別和征收亂象。這看似是基于立法授權，實際違背了平等保護的立法精神。因此，確有必要改變當前“各自為政”的立法邏輯，對社會撫養費的征收標準進行統一規范的立法設計，將社會撫養費征收納入到法治化治理軌道。這樣才有可能縮小全國征收倍數自由裁量空間，避免因自由裁量權過大產生的種種問題。

其次，“公正執法”與“人性化執法”缺一不可。征收社會撫養費是執行法律法規的行為，不能因人而異、因事而變。但與此同時，如何確保執法的人性化至關重要。中央集中解決“黑戶”問題，許多地方取消社會撫養費同職業、收入掛鉤都釋放出強烈的信號：社會撫養費著力解決的是“公平”的問題，不應創造新的“不公平”現象。

再次，“公開透明”與“反哺社會”缺一不可。社會撫養費不能私自截留，更不能用于計生部門自身的福利待遇。只有將社會撫養費用于“反哺”社會，確保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社會撫養費才具有根本的正當性。在此過程中，如何將制度設計得更合理，充分發揮監督的效力，將決定著社會撫養費能否取信于民，獲得更廣泛的支持。

社會總是在向前進步，而不是相反。社會撫養費的征收，在過去的幾十年間曾經對人口與社會管理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對社會撫養費的征收管理進行合理科學的修改，不僅事關這項收費的明天，更事關中國人口與計劃生育事業的明天。人們期待，這樣一項改革能夠因勢利導、順勢而為，成為“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有力佐證。

文丨央視評論特約撰稿 林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