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買衣服有人陪逛街，選衣服有人管搭配。找陪購很方便，不就是幾百塊錢的事兒嘛。”近年來，出現了一個新的服務群體——陪購師，他們年齡大多在30歲左右，以“陪人逛街”為職業。

不論是品水師，還是網絡主播，抑或陪購師，每一種新興職業的出現，都是市場需求發酵的結果。陪購師將技術活和體力活合二為一，既為雇主提供周到細致的購物引導和信息服務，也承擔陪雇主聊天、幫忙拎東西等附加服務，看似光鮮亮麗，實則甘苦自知，并沒有想象的那樣“玩著玩著就把錢掙了”。

法國社會學家迪爾凱姆在《社會分工論》一書中指出，傳統社會依靠成員們高度的一致性、共同的歸屬感來維系，是“機械團結”的社會；現代社會成員間的差異日益增加，卻通過分工合作相互連接在一起，構成了“有機團結”的社會。隨著社會分工的精細化和專業化，一些前所未有、聞所未聞的職業不斷進入我們的日常生活。

作為一種“分享經濟”，陪購師用自己的消費知識、經驗和勞動、技能，為他人提供社會支持，這樣的“花錢買服務”，得到了越來越多的價值認同。對于陪購師來說，這個職業不僅能夠得到外在性的現金酬勞，也會得到內在性的報酬，即通過陪逛擴大了社會交往，贏得了雇主的尊重和信任，從中發現了生活的樂趣、實現了自我價值等。

與社會分工的精細化相比，陪購師的規范化卻明顯滯后了。作為一種新興職業，陪購師還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從角色權利上看，“陪逛協議”的缺失，很容易引發消費糾紛；從角色義務上講，陪購師的工作目標沒有明晰界定，工作績效很難衡量；從角色規范上說，由于缺乏“準入”及“退出”機制，陪購師魚龍混雜、良莠不齊，有可能會影響顧客的財產安全，甚至造成隱私泄露。

對于有著“選擇性綜合征”的女士和“逛街恐懼癥”的男士以及路形不熟的外地人來說，陪購師都無疑是一個好消息。只不過，當他們在享受陪購師帶來的便利的同時，也需要未雨綢繆，與陪逛員簽訂隱私安全、財產安全等相關協議，以保護自身作為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面對陪購師這一新生事物，一味的“捧殺”和“棒殺”都是不足取的。作為社會分工精細化的產物，陪購師如何實現規范化，使得人們享受其在促進社會就業、便民利民等正外部性的同時，規避其在財產安全、隱私風險上的負外部性，才是我們應有的理性態度。